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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日本相机巨头从中国市场败退。
5月7日15：10，深圳奥林巴斯最高负责人小松享通过广播向全体员工正式宣布：深圳工厂于5月7日起停产停工。
至于停产的原因，深圳奥林巴斯董事长、总经理小松享在《告部分员工书》中写道：2008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数码相机市场规模逐渐萎缩，作为主力工厂的深圳工厂运转率降至顶点时期的20%。此外，深圳工厂自投产至今已有24年，目前设备逐渐老化，外销业务也无发展空间，所以作出停产停工的决定。
内外交困，再加上奥林巴斯在2011年爆发的财务造假丑闻，对这家公司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已在中国深耕数码相机市场多年的奥林巴斯，其实已转型成一家医疗企业了。为了走出困境，2012年奥林巴斯抱上索尼的“大腿”，索尼出资500亿日元，持股10%，成为奥林巴斯的最大股东。此后，双方合资的索尼奥林巴斯医疗解决方案公司成了奥林巴斯业务转型的重心。
日本数码企业“节节败退”
在数码行业，类似奥林巴斯败退中国市场的案例其实早在去年就已上演，形成了一股“日本数码企业节节败退”的浪潮。
2017年10月，尼康突然宣布关停映像事业部位于中国无锡的生产子公司——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在宣布关停的当天，该工厂约2200名员工就被遣散，大部分员工当即签署了离职合同。2018年1月，尼康在巴西官网宣布退出巴西市场，以后不再在巴西做相机销售，仅保留售后服务。
卡西欧则在今年4月24日前确定了退出亏损的卡片机业务的方针。卡片机是卡西欧在相机界主打的数码产品，特别是专为女性用户设计的“自拍神器”系列，曾是市场上颇受欢迎的卡片相机。
和奥林巴斯类似的是，尼康等巨头也将数码相机市场的下滑归咎于智能手机的兴起。据日本相机影像机器工业会统计，2010年全球范围内小型数码相机发货量尚能超过1亿台;而在2016年，发货量已降低至1258万台。
不过，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很多相机企业也积极寻求业务转型。莱卡、蔡司、索尼等厂商选择和诺基亚、华为等手机企业合作，将自己的专业光学技术呈现在手机镜头之中。
这些日企也“败退”中国
除了数码企业，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也纷纷从中国市场“撤退”。
松下、东芝等日本家电品牌
纵观家电市场的变化，近年来特别是在凛冬环境下，外企的日子“普遍不好过”。最大的变化就是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份额的“断崖式”下跌，由此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比如曾经为中国消费者大为称道的松下、东芝等日本家电品牌。
2015年1月30日，松下关闭了自己位于山东济南的彩电工厂，这是2014年关闭上海工厂后松下在华的最后一家彩电工厂。尽管松下强调今后还将以贴牌代工方式在中国销售松下彩电，但其中国加工厂的边缘化态势已经注定。其实东芝早在2013年底就在中国停止电视机自主生产，之后让TCL代工，仅从事销售业务。
同样失意的还有东芝，从2015年3月起东芝电视将逐步退出海外市场，仅在日本本土制造和销售。
日系彩电四大品牌倒了一半，坚守的索尼、夏普也笼罩在亏损阴影下。索尼已经亏损6年，亏损总额高达1.15万亿日元(约合96.13亿美元)。在卖掉VAIO之后，索尼正在考虑出售BRAVIO电视和Xperia手机业务，甚至连发家之地东京NS大厦都卖掉了。夏普拥有全球唯一一条液晶面板十代线，但竞争力落后于韩企和中国台湾企业。
三菱汽车在中国的溃败
对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汽车公司三菱汽车而言，无疑是“站得越高，摔得越重”——12年间，它从NO.1到“倒数第一”，三菱在所有外资品牌中成为了失败经典案例。
它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顶峰，永远被定格在了2003年和2005年的销量滑铁卢。这彻底断送了三菱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生存机会，开始逐渐褪去它的光环，辉煌散去，以致于如今它的市场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公开资料显示，三菱集团于1970年成立三菱自动工业株式会社，1973年就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汽车公司，至今已经有45年历史。2003年，三菱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达到顶峰。
2004年三菱汽车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分手，2005年，三菱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滑85%，成了当年中国新车市场最大的“输家”，从此以后，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再也没有找到翻身的机会。
至于溃败的原因，有分析称是随着北汽的三菱欧蓝德、速跑等一系列产品相继停产，由北京奔驰主要参与建设的超过70家联合品牌4S店也退出三菱的销售渠道，三菱在华的生产与销售陷入了困境，直接导致了三菱整体销量在2005年出现大的滑坡。
加上在2000年到2004年间，三菱汽车频频爆出丑闻，也直接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对于三菱的这些丑闻，中国消费者最熟知的是帕杰罗的刹车失效事件，2000年，由于三菱帕杰罗的刹车油管因磨损破裂导致刹车失灵在国内造成了多起事故，当时的中国媒体开始普遍追责三菱汽车。
面对媒体的质疑和车主的投诉，三菱公司开始拒不承认，直到日本本土也发生同样的事故后，三菱不得不对此事道歉，并为所有的帕杰罗更换了油管。 这也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上第一个因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导致品牌走向衰落的案例。
日本知名服装品牌Honeys悄然退出
最近两年，拥有众多门店的日本快时尚集团好俪姿Honeys也在不断地关店。
据Honeys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集团销售额自2013年起不断下滑，在中国地区的门店数量也从最高峰时的近600家减少至495家。
在中国零售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且自身竞争力不足的Honeys，为控制集团运营成本，最终计划在2017年起的3年时间内减少约270家门店，其中有30家会在今年春季之前关闭。
有分析指，劳动力成本的日益高涨、经营模式单一和竞争激烈是导致日本服装品牌纷纷外迁的主要原因。
日本第一果蔬汁品牌可果美“败退”中国市场
同样的“败退”也发生在果蔬汁零售战场。2015年，是日本老牌果蔬汁品牌——可果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第十个年头，谁料竟落得个“兵败而退”的下场。
据北京商报报道，其位于中国杭州分公司称“公司已经倒闭，进入财务清算阶段”。据悉，2005-2010年这五年来，可果美中国销售额虽然有所增长，但却从未盈利。
有分析称，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果蔬汁市场，由于错失了抢占市场的先机，在品牌推广上严重欠缺，面对汇源、味全等愈发强劲的竞争对手，可果美生存空间已丧失。
众多国际品牌上演在华“大撤退”
除了日本，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日本的邻国——韩国，早年进驻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也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黯然撤退，如今这一幕依然不断上演。
LG、三星“作别”中国市场
以化妆品起家、曾经的“霸主级”手机巨头LG手机业务，后者是一款曾在中国非常火热的手机。或许不少人还记得开机画面的LG动态和音乐，这多少承载着一部分人对手机向往的青春。这款手机最辉煌的时期是2008年，彼时中国还是功能机的天下，LG在中国斩获了多项荣誉，曾推出的经典手机也受到了许多用户的喜爱和追捧。
而就在今年2月，就有媒体爆出了LG在中国的“溃败”，即将“含恨告别”并退出中国手机市场。据LG2017年财报显示，总体收益颇好，而LG行动通讯事业部却在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巨亏1.92亿美元。
有分析认为，LG与诺基亚的悲惨命运相似，智能手机的转型不利，导致其失去了大部分中国市场的份额。功能手机利润低，智能手机又不好用，连续多个季度亏损。此时的LG 已开始节节败退，直至无路可退，看着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只能让其自生自灭。
事实上，LG手机市场退出中国市场早有迹象。早在2012年年底，就有媒体就报道称，LG大量裁撤在华销售人员，业界传出LG大量清库存，即将退出中国市场的传闻。
但彼时，LG否认了该消息。如今，不说叱咤手机江湖的苹果手机，包括华为、OPPO、vivo等中国品牌也早已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势如破竹地迅速攻占了整个亚洲市场，早已没有LG手机业务生存的空间。
于是，LG官方只得无奈地宣布其手机业务正式退出中国。
IT时评人张书乐认为，LG在华手机业务的溃败，原因很多。外因在于LG受到了来自华为、小米，以及专注垂直用户市场的OPPO、美图等手机厂商的冲击;从内部因素上看，LG的辉煌主要停留在功能机时代，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其本身在芯片上受制于高通、在其他手机软硬件上缺少创新，使之迭代速度极慢，完全不适应智能手机快速迭代、多价格区间内比拼性价比的打法。
多数人熟悉的三星手机正上演着“大撤退”。
5月2日晚间，据《新京报》报道，三星中国称，其深圳公司已整体撤销，将妥善安置员工、再就业等。深圳三星预计在5月启动清算流程，将对94名在职员工发放“遣散费”4617.79万元。
对于三星深圳工厂整体裁撤的原因，三星中国的回应则是，出于强化网络事业竞争力的经营战略性考虑。但也有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公司最早是做CDMA(一种无线通讯技术)手机，后来随着CDMA手机市场需求减少，2013年开始转向通信基站设备的生产，意图打通中国市场。结果4、5年过去了，还是未能打入中国通信市场，最终韩国方面的股东要求解散深圳工厂。”
不论是整体裁撤深圳工厂，还是手机业务遭遇滑铁卢，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三星品牌已不再被中国市场和用户看好。过去的一年，因手机电池问题出现一系列连环爆炸事故，已将三星推向了手机界的边缘。
放眼全球，除了日本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败退，世界上其他区域的一些国际品牌也纷纷上演在华“大撤退”：总部位于美国的宝洁集团、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零售巨头玛莎百货、德国的服装行业巨头阿迪达斯，他们曾风光无限，如今芳华尽失，最终不得不“含泪作别”中国市场。
曾经辉煌的宝洁“一夜回到10年前”
提到宝洁，中国的消费者一定不会陌生，不少人用过海飞丝、飘柔、沙宣、舒肤佳、佳洁士、碧浪、汰渍等宝洁旗下的日化产品。
1837年，从一个制作蜡烛的小作坊发展到今天的全球消费品超级巨头，已有181年的历史。1988年进入中国市场，在那个物资还不算太丰富的年代，宝洁产品成功引起了国内消费者的注意。
曾经的宝洁，多到数不清的各种日用品品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产品，但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这家拥有181年历史的快消巨头正在走下神坛。
宝洁集团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毛利率因成本和定价能力不足下降100个基点至48.8%;营业利润率下降130个基点至20.2%。另外，在截至3月31日的9个月时间，宝洁集团净销售额为3162.02亿元，同比增长3%;净利润为500.79亿元，同比下降40%。
回顾宝洁最近10年的财报，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销售额都超过了800亿美元，尤其是在2013年达到峰值842亿美元，但是从2015年开始，情况变得没有那么乐观，2015年到2017年的销售额每况愈下，分别为763、653、651亿美元。目前宝洁2018财年只公布了前三季度的数据，按照平均销售额来估算，2018财年整体的销售额或将在665亿美元左右。
其实，从2016开始，宝洁的年销售额基本上保持在650亿美元左右，对比2006年682亿美元的销售额来看，宝洁似乎“一夜回到10年前”。
据品途商业评论称，宝洁销售额的下滑，跟其大规模剥离旗下产品分不开。从2014年开始，宝洁陆续出售、终止或淘汰一些品牌，目的就是为了缩减成本，但宝洁砍掉的都比较边缘的品牌，掌握着90%核心利润的产品自然是不会放弃的。
也有分析认为，靠砸钱垄断流量已行不通，但渠道的巨变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自主品牌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给宝洁带来很大的打击。
马莎百货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继2016年下半年关闭中国内地10家商铺后，2018年1月16日，马莎百货又关闭了天猫旗舰店。至此，马莎百货——这家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零售巨头，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在马莎百货被报“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之前，这家百货品牌似乎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马莎百货用了10年的时间先后开了15家大型门店，但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品牌知名度。
回顾2016年、2017年，关于马莎的一系列报道，皆不乏“败走中国”、“退出中国”等字眼。然而，其实除了中国市场，马莎同时关闭了数个亏损的国际市场，这其中还包括比利时、荷兰、波兰、罗马尼亚等，关店数量达到53家，共裁员2100人，这还不包括在英国本土关闭的60家。亏损严重是马莎大幅削减国际市场门店的主因。
据马莎的财报显示，在包括中国在内退出的市场中，马莎亏损额一度达4500万英镑。有分析认为，马莎的失败是因为它试图通过中产定位推销商品，并没有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品味。此外，也没有考虑适合亚洲人体型的尺寸。
去年，德国麦德龙关闭了其在中国的电子产品卖场万得城，而此前，百思买、家得宝也选择退出中国，两家企业分别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零售商和家具建材零售商。
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工厂
2012年7月18日，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原因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目的或是迁往东南亚。
关闭在中国的惟一一家直属工厂，这令外界感到意外。除了官方解释的‘资源整合’之外，有分析称可能因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尤其是相对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言。
而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对网易财经表示，东南亚地区除劳动力成本低之外，相比中国地区没有丝毫竞争力，该地区的生产配套设施远没有中国大陆齐全，大量的原材料主要还是从中国大陆采购，“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或就是基于整合资源考虑而单纯关闭，不是搬迁”。
不管是不是搬迁，总之阿迪达斯若关闭唯一一家在华工厂，则标志着阿迪达斯在华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将由代工厂完成。据了解，中国一直被阿迪达斯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有300家代工厂，涉及员工总数超过30万人。
事实上，除了阿迪达斯，据网易财经报道，其竞争对手耐克2009年3月也关闭了位于中国的惟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并遣散中国员工达到1400人。同时，不少中国消费者近年来发现，在中国市场也出现了不少“越南制造”、“马来西亚制造”乃至“孟加拉国制造”的影子。
水土不服和新机遇
众多案例显示，国外的很多企业巨头在中国市场的日子并不好过。一直以来，外国企业被中国大众消费市场的广阔前景吸引而蜂拥而至，但这更多的是源于感性认识。
诚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如今也越来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这里拥有5亿以上的移动电话用户，使之成为诺基亚、三星等公司的重要市场;这里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已高达2.20亿，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及汽车市场。
大多数跨国企业因垂涎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相继闯入，却又因水土不服，纷纷以裁员、收缩业务，甚至是撤离中国等方式黯然收场。这也正是中国市场十几年间巨变的缩影：以前，似乎只要是个洋品牌都能来中国捞钱，而现在的中国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有所减退，在华经营活动也更加谨慎。
面对席卷而来的国产企业，或许巨头们更应想想如何留住中国消费者的心，比如如何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成为一门重要的功课。2017年10月，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其各地分公司也正陆续更名一事引发广大网友热议。
虽然麦当劳官微发声明称，麦当劳中国公司更名“金拱门”只是证照层面，告诉小伙伴们去餐厅还是需认准“麦当劳”品牌，但毋庸置疑的是，此次麦当劳更名算是近年来海外企业品牌本土化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外品牌的股权纷纷被中国资本回收，外企在中国的本土化意向在将来只增不减。
当然，这不得不令人开始思考“中国制造”的市场及由此带来的新机遇。
综合自中国经济网、每日经济新闻、中国基金报、搜狐科技、东方财富(14.880, -0.21, -1.39%)网、新京报、北青财经、环球科技、界面、《童济仁的汽车评论》、中国企业家杂志、网易财经、新浪网、北京商报、品途商业评论、《长江》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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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5月2日上午消息，在今年的Facebook F8开发者大会开始之前，该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心里就已经清楚今年的大会将会与往年有很大的区别。F8是Facebook每年都会举行的开发者大会，在往年的F8大会上，扎克伯格的任务只是发布新的产品和新技术，然后还会谈一谈自己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展望。
但是在Cambridge Analytica、虚假新闻、俄罗斯干扰大选、仇恨言论激增等事件和丑闻之后，Facebook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虽然Facebook已经进行了多次道歉，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及产品调整，让用户能够自己控制数据分享，但是这件事离彻底解决依然差得很远。扎克伯格心里清楚，在本届F8大会上，对于这件事情他不可能一带而过，毕竟这是该公司成立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甚至可以说关系到了这家公司的生死存亡。但是他也不想忘记F8的主要任务：发布新的产品以及分享未来的愿景。
扎克伯格说道：“今年我们所做的最艰难的决定其实并不是在安全性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我的意思是，投资安全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必须要这样做。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其他方面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满足用户对我们的期望。”
在F8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采访了扎克伯格，这是他对我所说的话。我们见面时，他正在为大会进行最后的准备。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讨论了他的演讲主题、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一些新产品、他对在国会进行长达10个小时的作证的感想、该公司是否将会对保守派言论进行监控、Facebook是否需要在内容监管方面变得更主动以及他们为何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做好这些事情。
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他将在台上讲的第一件事：满足想要新功能的用户的需求、满足那些依靠Facebook不断进化而开展业务的开发者的需求，同时还需要重塑Facebook在用户和开发者之间的信任。扎克伯格说到：“这是本次大会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保证人们的安全——选举的公正性、假新闻、数据隐私等问题都是保证人们安全的关键。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责任为用户社区打造新的功能，满足人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挑战中，一部分就是如何同时做好这两个方面。F8将会是这两个方面的平衡点。”
扎克伯格先是谈到了自己的过失。在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被媒体曝出之后，扎克伯格和他的搭档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5天之后发现他们突然陷入了艰难的境地。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发生之后，有最多达87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遭到了泄露，而正是那5天让事件的发酵达到了顶峰。扎克伯格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他说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件的反应速度太慢了。我们尝试在内部了解细节，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反应确实太慢了，我本应该更早的发声，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得知所有细节。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我觉得我们做了正确的处理，但是我们应该更快的进行回应。”
在他的演讲中，扎克伯格的计划是要承认Facebook现有的问题，并且提出更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的任务不再仅仅是道歉而已。在本届F8大会上，他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解决方案。他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感到抱歉。我们当然很抱歉。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亏欠的是 ‘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如何确保类似的事情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扎克伯格将会发布一个受欢迎的新功能，这个功能将会重塑用户对他们的信任：这个功能将会允许用户在Facebook平台上删除所有在Facebook之外的活动数据，例如网页浏览记录。此前Facebook曾经收集用户的这些记录。扎克伯格表示这个功能与删除浏览器中的cookies有点类似，他本人也会经常删除cookies，这也是保护自己数据隐私的重要方法之一。很显然，扎克伯格是在于上个月前往国会作证之后推出的这个功能。
扎克伯格对我说，在前往国会之前，他原本以为立法者所问的问题将会围绕着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展开，也可能会提到俄罗斯干扰大选事件，然而让他措手不及的是，立法者的提问包含了很多其他问题，其中有很多都与Facebook公司的运营有关。
扎克伯格说：“我发现立法者问了很多与产品相关的问题，我原以为我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我打造的。但是这种想法实在是太乐观了。在本次听证会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对于产品的细节并不了解，尤其是如何在广告系统中使用外部数据方面，我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在回公司的路上，我在飞机上安排了一个会议，我要与负责这个工作的团队一起开个会，向他们进行学习，弥补自己的这个空白。”这个会议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推出一个新功能，让用户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数据和信息，在源头上掐断信息泄露。
在那次“国会山之旅”中，扎克伯格还学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他说：“在听证会过程中，立法者提出的与政治倾向性有关的问题的数量也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认为这反应出了很多人对于科技企业都存在的一个担心，因为科技企业大多位于硅谷和西雅图这些极端支持自由党的地区。人们担心科技企业具有政治倾向性，而且他们这种担心的程度让我感到很吃惊。我真的希望Facebook能够成为一个为所有观点提供发声地方的平台。”
当我问扎克伯格如何评价自己在听证会上的表演时，他对我进行了纠正：“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次表演。我觉得这次听证会的重点，是要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尤其是立法者，他们需要这些信息去开展工作。”我提到一些参议院和众议院对于从Facebook那里获取信息并不感兴趣，而只是想要利用这次听证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个问题扎克伯格的回应是：“想一想那些提出了严肃问题的人和只想要提出自己观点的人的数量比例，我就会对于我们的民主感到非常欣慰。”
之后我们又聊到了开发者，在以往的F8开发者大会上，这些人都会带着期待的心情前来，离开的时候也是激动万分。在Cambridge Analytica发生之后，开发者是否会因为Facebook有可能面临的严格监管感到不安?今年3月，当Facebook终止了应用审核之后他们肯定会感到不高兴，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冻结了他们的新产品。
对于这个问题，扎克伯格说：“我认为人们的确会有担心，很显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确保用户的数据受到了安全的保护。现实是，大部分开发者都有着好的意愿，他们开发了优秀的应用。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一名好的开发者，应用审核突然暂停你一定会感到很难受，但是从长远来看，你无需对这个平台的发展方向感到不安和担心。”
在F8之后，Facebook平台的应用审核就将重启。扎克伯格认为，在本届F8大会上他宣布的一些事情将会让开发者开到欣喜，例如Messenger、Instagram和Oculus的一些进化。
说到新产品的时候，扎克伯格透露了一个最让他感到兴奋的产品，一个名为Dating的Facebook新服务。这个类似约会应用Tinder的服务能够允许用户创建一个独立的资料，从而在平台上寻找约会对象，Facebook的算法充当了红年的角色。放在以往的时候，这个服务可能会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然而目前Facebook正在经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他们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遭到了质疑。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服务，是否会有些冒险?毕竟约会服务需要用户提供非常私密的信息和数据。
面对我的这个暗示，扎克伯格起初采取了迂回战术，他解释说，此前人们已近开始在使用Facebook寻找约会对象了，而这个新服务所使用的就是这些用户以前所使用的数据，他还提到了Facebook的这个新功能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例如Facebook不会使用这些信息向用户投送广告。之后我改变了话题，然后问了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几分钟之后，他自己又重新谈到了这个服务，很显然他不喜欢我的这个暗示，他说：“很明显这就是你想问的问题。但是你不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点不合时宜吗?”
“我对他说，我明白Facebook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将Dating服务的资料与用户的主资料隔离开，但是用户是否会产生误会，用户是否会想：“Facebook连我的约会资料也想知道?”
扎克伯格调整了一下坐姿，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最敏感的东西，如何在重新建立信任与发布新服务之间找到平衡，这是Facebook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需要特别小心的事情。”当然，Facebook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发布虚拟的增强现实相机平台、销售独立VR设备Oculus Go。但是他也不想让用户觉得Facebook只在意发布新产品，而不在意重新赢回用户的信任。他表示：“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我们能做出正确的事情，让人们意识到对于用户安全，我们非常严肃。”
在采访结束之前，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是否让Facebook发生了改变?”
他的回答为“是也不是”。他表示公司的使命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从一些方面来说，Facebook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他说到：“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变得更主动了，尤其是在发现和杜绝数据滥用行为。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应该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只是开发工具，然后想当然的以为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会按照我们的预想一样使用工具。我们不能继续只是发布工具，然后告诉人们我们想要什么，并且让用户社区去标记危险行为，然后在事情发生之后被动的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确保我们发布的工具没有被滥用。”
扎克伯格清楚，重塑他们的系统，让系统能够主动抓取那些不良内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说到：“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大约为期3年的过渡期，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团队，因为你不可能一夜之间雇佣3万个人去监管内容。你必须要确保这些人能够良好的执行工作，而且还要为这个团队指派领导层，并且对他们进行培训。而通过AI系统判断内容，这个系统的开发也需要时间，开发系统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扎克伯格表示，这个3年之旅目前已经开始了。他说到：“好消息是，我们在去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已经过去了一年了。我认为到了今年年底，我们将会有很大的改善。这个工作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我真的认为这对我们的总体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对于Facebook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只能由用户自己去判断了。(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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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宏斌“裸辞”乐视网(300104.SZ)董事长，让乐视网再次成为A股“风暴眼”。乐视网《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近日披露：孙宏斌申请辞去乐视网董事长，退出乐视网董事会，不再在乐视网担任任何职务。孙宏斌自2017年7月21日起入主乐视网，到2018年3月14日挂印而去，当了237天乐视网董事长。
10天之后的3月25日，《对话孙宏斌：详解乐视困局和辞任乐视网董事长之谜》(以下简称《对话》)在朋友圈“刷屏”，孙宏斌在《对话》中声称，乐视网只剩破产重整、卖资产还债、退市三条路，引发市场极大关注。又过了4天，融创中国(01918.HK)3月29日在香港召开2017年业绩发布会，孙宏斌又宣称，“乐视是一个失败的投资，165亿元都计提坏账了。”
孙宏斌言论发酵之下，深交所于3月30日发出“问询函”，要求解释《对话》提及的乐视网2017年资产减值损失计提不足、变卖核心资产不够还债等言论。乐视网4月3日回复：“综合考虑各项资产减值损失计提计划，根据截至目前的数据，公司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未触发净资产为负的情形。若2018年公司持续出现大额亏损，则存在净资产为负的风险。”
乐视网4月4日公告显示，刘淑青已成为乐视网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刘淑青为孙宏斌嫡系、融创旧部。孙宏斌为何给自己人“挖坑”?市场人士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分析，孙宏斌很可能是以退为进，谋求进一步控制、重组乐视网。记者未能获得孙宏斌及乐视网官方回应。
入主乐视网、信心渐退潮
在《对话》中，孙宏斌已然承认，乐视这笔投资对于融创来说，“肯定是失败了”，但“我从来不后悔”。
原因在于，“投资逻辑是对的：消费升级、美好生活、大文娱、大文旅、医养还是投资重点”，只是“对乐视网的财务和团队的判断有失误”。
孙宏斌认为：“乐视的团队能人辈出，挖来很多牛人，但是没有形成合力。我们融创是一个很坚硬的核心，很多人都是跟着我很多年。而乐视团队的战斗力没有我们这样一支团队强。”
对照孙宏斌如今的结论与当初的判断，实际上还是非常有趣的。乐视网2017年1月13日公告宣布获得融创等机构的168亿元战略投资。两天以后，孙宏斌和贾跃亭共同出席“同袍偕行，乐创未来”发布会，均表示这是一次“一见钟情”的跨界合作。当时，贾跃亭介绍，乐视因为资金紧张，计划出售世茂工三项目，通过葛洲坝房地产董事长何金钢结识了孙宏斌。孙宏斌自曝，他率队对乐视尽职调查36天，得出结论是“乐视的团队也行，战略也行，就是缺钱，这就好办了，缺别的那就完蛋了。”
如今，孙宏斌谈及“165亿元都计提坏账了”，颇有“樯橹灰飞烟灭”的洒脱感。但当初孙宏斌还是颇多期待的。业内推测，孙宏斌很早就介入乐视网的日常事务。比如在2017年5月的一次发布会上，孙宏斌披露，乐视致新原总裁梁军已进入乐视网上市公司，全面履行乐视网CEO职责。孙宏斌还放言：“未来乐视就只有乐视网(上市部分)和乐视汽车，乐视汽车贾跃亭要怎么玩就怎么玩，上市公司还有我。”孙宏斌爆料之后，乐视网于2017年5月21日下午才发布了梁军成为乐视网总经理、贾跃亭辞去总经理职务的公告。
辞去乐视网总经理以后，根据乐视网公告，贾跃亭又于2017年7月6日辞去了在乐视网的所有职务。直到2017年7月21日，乐视网再次发布公告，孙宏斌当选为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孙宏斌器重的梁军和乐视影业CEO张昭也进入董事会。
尽管当时孙宏斌表示自己“不想干乐视网董事长，因为融创的买卖比乐视网大多了”，但他也表示，对乐视网董事长，“要么我干，要么我找一个合作伙伴。要是我干，这就是融创转型的一部分。要么找个合作伙伴，我们甘心做个二股东。”由此可见，经过最初半年合作，孙宏斌对乐视网还是满怀期待的，将乐视网视为融创转型的一部分。但就在外界猜测孙宏斌将大刀阔斧在乐视网推进“去乐视化”的时候，孙宏斌的信心似乎开始“退潮”了。
比如，孙宏斌在2017年9月、也就是贾跃亭辞职2个月以后还表示，“在投资乐视之前，我这辈子已经没有遗憾了。但是在投资乐视之后，如果不把这个公司搞好，我这辈子就真的有遗憾了。”
但2018年1月23日乐视网线上投资者说明会上，孙宏斌的态度变成了，“我会尽力(将新乐视做好)，希望不留遗憾。但如果仍然没有办法，那也只能遗憾了。人生有很多遗憾。”
到了2018年2月23日，乐视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孙宏斌干脆缺席了。
核心资产已被控制
孙宏斌的思路实际上很明确，乐视应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上市公司，一部分是乐视汽车。汽车贾跃亭想怎么弄就怎么弄，上市公司由他掌舵，乐视其他业务“该卖的卖掉，该合作的合作”。不过，从2017年7月21日成为乐视网董事长开始，尽管孙宏斌在乐视网人事、日常运营及管理等方面做了诸多布局，但结果并不尽如人意。
比如2017年8月任命张昭担任乐视网及上市体系首席内容官，张昭还兼任乐视影业董事长、CEO，向乐视网CEO梁军汇报工作。孙宏斌对张昭颇为看重，乐视影业一次发布会上，孙宏斌曾拍着张昭的肩膀说，“你不用考虑钱，不用担心钱，你只要方向对，你有的是钱。”
刘淑青也是从2017年8月开始担任乐视网高级副总裁，全面统筹乐视网及上市公司体系人力资源、法务、财务、行政管理工作、并向CEO梁军汇报工作的。
管理层“大换血”之后，乐视网还于2017年8月17~18日召开总监级别以上的核心管理层会议，孙宏斌在会议上听取120余人汇报工作，还强调新乐视的新文化是团结。
为进一步与贾跃亭及乐视划清界限，乐视网还于2017年9月27日发布公告称，拟更名为新乐视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还拟将证券简称变更为新乐视，但证券代码保持不变。
尽管表面上来看，贾跃亭确实专注于汽车了，孙宏斌也确实入主乐视网，并主导了一些事情，还试图进一步“去乐视化”，但凝聚新乐视管理团队看起来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担任乐视网CEO3个月之后，梁军于2017年10月递交了辞呈。相关媒体事后披露，孙宏斌认为梁军“太自大”，梁军方面则称“早已和孙宏斌破裂”。梁军离职以后，新乐视并没有再任命CEO，而是在2017年10月成立了新乐视管理委员会，张昭担任主席，刘淑青担任副主席。
在“该卖的卖掉，该合作的合作”的乐视其他业务上，孙宏斌也只能抱怨贾跃亭“就是当断不断啊，去年他还在说，乐视七子一个都不能少”。
尽管乐视网的改造并不顺利、165亿元都计提坏账了，但据此就认为孙宏斌投资乐视赔本了也未必准确。实际上，正如融创中国行政总裁兼执行董事汪孟德在2017年融创中国业绩说明会上所解释的，融创中国在财务计提上的“一次到位”，主要还是考虑“让乐视资产对未来2~3年融创中国报表的影响几乎没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汪孟德曾经在2017年1月15日“同袍偕行，乐创未来”发布会上指出，“去年我们(融创中国)销售额过1500亿元，到年底超过600亿元的现金在账上。其实作为这笔投资，也就是我们买一两个项目的钱，在财务上都不是压力。”实际上，由于乐视土地资源储备丰厚，融创投资乐视，在房地产主业上已经有所收获。
融创中国在2017年1月战略投资乐视以后，工商资料显示，乐视投资2017年3月13日将重庆乐视界50%股权转让给重庆融创。到了2017年12月14日，重庆融创更获得了重庆乐视界100%的股权，从而将重庆乐视界的重要资产——重庆两江新区382亩土地资源纳入麾下。
另有资料显示，上海融创在2017年3月10日上午协议受让了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隆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50%股权，从而获得上海虹桥商务区隆视广场北楼地上地下3万平方米的物业所有权。
另外，融创中国在2017年1月通过战略投资获得乐视网8.61%股权、乐视影业15%股权、乐视致新33.5%股权。但据4月1日公告，乐视网截至目前持有的新乐视智家(原乐视致新)40.31%股权已被全部质押，其中34.94%股权被质押给孙宏斌旗下的天津嘉睿汇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和融创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也就是说，如果乐视网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孙宏斌将持有新乐视智家近70%的股份。
对于乐视影业(2017年9月更名为新乐视文娱，2018年3月27日再次更名为乐创文娱)，2017年1月获得15%股权以后，孙宏斌旗下的天津嘉睿汇鑫此后又进行了多次增资，累计投入超过20亿元，共计获得40.75%的股权，已成为最大股东。并且乐视控股持有的乐视影业股权，绝大部分也已经质押给融创中国，如果乐视网无法按时偿还债务，孙宏斌最终也将实际控制乐视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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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4月13日早间消息，有报道指出中国电子产品制造商小米正在考虑是否收购运动相机制造商GoPro之后，GoPro的股价飙升了近8.8%。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尼克·伍德曼(Nick Woodman)曾表示，他非常欢迎收购交易。并且，今年年初时，公司还聘请了投资银行摩根大通为潜在的出售事宜提供咨询意见。一度价值高达100多亿美元的GoPro，如今市值已经跌至7.61亿美元。分析师表示，收购方可利用GoPro的品牌，并从设备销售中获得利润。
《The Information》之前报道说，根据惠普在2010年收购同样生产艰难的电子产品制造商Palm时的出价，GoPro可能的出售价格约为10亿美元。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认为尽管小米有收购意向，但不代表公司愿意出高价。
GoPro的股价随后飙升至每股5.30美元，是2月14日以来的最大涨幅，截至下午1:24时公司的股票交易价格为每股5.16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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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独角兽企业?“独角兽”企业一般指估值在10亿美元以上且创办时间较短(一般3年以内)的企业，这些企业被视为“新经济的典型代表”。所以，人们以稀有而高贵的独角兽来比喻他们。CB Insights 数据显示，截止2017年12月1日，全球独角兽企业已达220家，估值总额达到7630亿美元。
而国内得益于消费升级领域的“人口红利”、“双创”政策及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 充足的市场空间为国内独角兽企业的崛起提供优越的条件。
据3月23日上午科技部发布的《2017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和《2017中关村(000931,股吧)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显示，2017年入选榜单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共有164家，较2016年增加33家，总估值超过6200亿美元。
追捕“独角兽”
中国的新经济在蓬勃发展，各种创业公司层出不穷。那些成长为行业头部的独角兽企业在发展初期少不了投资机构的支持。监管层发布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并对独角兽企业推出了种种利好政策，比如优先上市、CDR等机制，其目的在于鼓励一级市场更多地投资于创新型企业，培育、发掘更多的“独角兽”。也为了解决长期以来，中国优秀的新经济公司无法登录A股市场的尴尬，以吸引国内优秀的新经济企业登录A股市场。
嘉丰瑞德私人财富中心陈总表示，目前正给广大股权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这些独角兽企业本身有更强的稳定性，降低了风险发生的概率。而独角兽企业的热度，也促使投资前的尽调和谈判过程尽可能的化简，这也加速了独角兽企业登录A股。
快速崛起的独角兽企业一旦能够通过“绿色通道”在A股尽快上市，其背后投资者的红利也较可观。在这样的情况下，投资者不需要太多判断，就可以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
“独角兽”时代
哪里有丰厚利益，哪里就是资本的战场。独角兽企业背后，均有不少资本巨鳄、BAT参股，国内的“独角兽追捕”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
嘉丰瑞德私人财富中心陈总表示，尽管独角兽企业背后潜在的高回报令人艳羡，但独角兽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并非完全遥不可及，能参与“追捕”的也并非只有资本大鳄。在这个充满机遇的时代，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有效的投资伺机“狩猎”独角兽。
在金融去杠杆，市场大规模扩容，投资者撤离等多重挤压下，很多个股将被边缘化，成交低迷，股价下跌不止。在如此低迷的中国股市，市场能接受新兴行业龙头估值在1000～5000亿之间。
目前，不少未上市新兴行业独角兽上市公司估值在30～100亿，3、5年内上市即有可能成为龙头企业，意味着公司市值几年内会出现十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暴涨。嘉丰瑞德私人财富中心陈总表示，在政策支持独角兽公司国内快速上市的大方针下，对投资者来说现在正是投资未上市的龙头企业，即独角兽公司股权较好的投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