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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他谈到了关于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在帮助全球最落后地区抗击疾病、消除极端贫困的作用，以及如何面对未来世界的潜在危机，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等诸多话题。
他显得略微有些疲惫，后脑也有些秃顶了。不讲话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左转一下，右转一下;回答问题的时候，则会专注地看着你，眼睛里闪动着灵动的光芒。
美国当地时间2018年6月7日午间，63岁的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主席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美国西雅图的盖茨基金会总部，接受了包括经济观察报在内的数位中国媒体从业者的访问。
采访中，他谈到了关于如何看待当前的中美关系，中国在帮助全球最落后地区抗击疾病、消除极端贫困的作用，以及如何面对未来世界的潜在危机，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等诸多话题。
中美之间审慎处理分歧十分重要
作为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曾经连续十几年，蝉联世界首富的宝座，这使得他广为世人所知。不过，近年来他似乎更为人称道的成就是，他与妻子梅琳达盖茨，在2000年成立的当前全世界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出资人为盖茨夫妇，后来“股神”沃伦巴菲特(War-renBuffett)也在其中捐出了巨额的资金。目前，盖茨基金会管理的资金超过400亿美元，每年向全世界，尤其是贫困落后国家和地区，捐赠出大约45亿美元，用于医疗健康、消除极端贫困等项目的发展，以“致力于消除人类世界的不平等”。
盖茨基金会在2007年，于中国北京设立了代表处，亦参与到中国消除极端贫困，改善民众健康等方面的工作，以及帮助中国抗疟疾药品生产、疫苗生产等企业，进入到国际市场。
在访谈前的致辞中，盖茨说，“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在(抗击非洲存在的艾滋病、疟疾和极端贫困)这方面的潜力，希望中国成为我们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减少贫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盖茨基金会也在帮助中国消除极端贫困，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我们把在中国学到的经验应用到其他国家，可能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但能够参与其中已经令我们充满期待。”
对于中美关系，促进两国友好交往，盖茨亦保持着持续的关注。
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多变、热点频仍发、矛盾冲突时有发生，有国际政治观察者甚至认为，中美之间的“冷战”已然开始。对此，盖茨是如何看待的?他的基金会及他个人在中国的投资，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对于经济观察报记者提到的这些问题，盖茨回答说，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密不可分;同时他认为，“这一密切关系将在未来数十年内继续保持”。
除去经济的巨大体量之外，盖茨谈到，“按大多数指标衡量，中国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贡献都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二;并且，未来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他亦表示：美国和中国有能力共同解决能源、卫生等诸多问题，并促进世界局势稳定。“合作将带来巨大的机会，诚然，双方在中国南海、贸易、朝鲜等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所以，(两国)如何在合作的同时，审慎处理这些分歧十分重要。”
盖茨以能源问题为例：10年前，中国在能源领域还没有这么活跃，但现在，或者说至少是目前，中国在能源问题上发挥的领导作用已经超过美国。就我看来，这是一件好事。今后全球大多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都将来自中国和印度。”
盖茨认为，中美双方都需要采取创新的手段和机制来发展双边关系。
他提到自己拥有的一家营利性机构——泰拉能源公司(Terra Pow-er)，目前正在和中国最重要的央企之一——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一种更为安全的新型核反应堆。“虽然目前还处在发展早期阶段，但我对它充满信心。而且，它结合了美国和中国双方的独特能力。我认为这是中美合作的一个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比尔盖茨就是以泰拉能源董事长的身份，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的外籍院士。
在回答经济观察报记者提问的最后，盖茨还介绍说：在美国，他经常与汉克保尔森、雷达里奥、亨利基辛格这些人保持沟通，共同讨论如何维持中美两国间的友好对话。
盖茨提到的汉克保尔森，即亨利保尔森(Henry“Hank”MerrittPaulson)，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现担任保尔森基金会主席等职;雷达里奥(RayDalio)，则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Bridgewater)的创始人;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曾任美国国务卿，更是为中国人所熟悉。
成功研发艾滋病疫苗最早还需8年
医疗健康领域，尤其是疫苗领域，是盖茨基金会最为关注，投入资金最多的慈善项目之一。但是有没有基金会长期持续投资，却一无所获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盖茨会如何做?
盖茨首先就以艾滋病防治举例，“目前我们还没有成功研发出艾滋病的疫苗，但有很多不错的早期研发进展。我认为最早能在8年后研发出疫苗，但也可能是15年后。你可以说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成功，全球在艾滋病防控上的进展速度有些慢，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但是我们仍要继续努力下去。”
“还有一个让人有些失望的是，我们曾试图让艾滋病的易感人群每天口服一片药，从而防止感染艾滋病毒感染。这就是艾滋病暴露前预防。我们做了测试表明这种办法是有效的，但最终发现说服人们每天服药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现在，我们打算研发出每个月或每三个月注射一次的针剂，保护人们免受艾滋病威胁。我们认为这样的话人们会按时接受注射。在这方面我们遇到了较大的困难。”
在疟疾领域，盖茨谈到，虽然目前已经有了第一代疫苗，但这个疫苗对儿童起到的保护时间很短，有效保护期只有6个月，因此应用范围有限，不适合做大范围推广，需要研发第二代疟疾疫苗。
葛兰素史克(GSK)承担疟疾疫苗项目的大部分研发工作，而研发费用的大头，则由盖茨基金会提供。
盖茨也谈到，在世界很多落后国家和地区里，现有的基本卫生保健系统无法有效地为儿童接种疫苗。“我在尼日利亚呆了很长时间。尼日利亚北部地区的疫苗覆盖率只有20%。而在经济状况远远不如尼日利亚的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等国，覆盖率却达到了85-90%。建立有效的疫苗交付体系难度很大。”
在他看来，进展缓慢的领域还包括研发单产及维生素含量更高的作物种子——新种子的研发速度非常非常慢。
不过，一如既往，这位“坚定的乐观派”表示，“尽管我们遇到了一些挫折，但也取得了很多进展，比如成立了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Global Fund)以及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等机构，儿童死亡率大幅下降等，其中一些进展远超我们当初的预期。整体而言，我们的全球健康事业进展得非常顺利，并将为此一直努力下去。即使遭受挫折，我们也不会轻言放弃。”
人工智能至少现阶段可为人类所用、所控
那么是否还有令这位“坚定的乐观派”感到“相对悲观”的事情?未来的世界里，人类还会面临哪些巨大的危机与挑战?
对此，盖茨回答说，“有两类情形会让人感觉悲观。一种是在我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发不良事件。例如全球突然发生大规模流感疾病，这种情况无法应对。我在过去的演讲和文章里曾经提起过这个可能，即由某种未知病原体引发大规模传染病。”
第二类，就是恐怖主义的威胁。他谈到，“如果核武器落入恐怖组织手中，后果将十分可怕。如果恐怖组织制造出天花等生物武器，并改变天花病毒的特性，就能将致死率由30%提高到90%。不幸的是，这种技术并非机密。生物技术既能帮助我们研发新药物，也同样能够被不法分子所利用。”
至于其他的令人恐惧的事件，“例如小行星撞地球、黄石公园火山喷发等等，除了大规模传染病和恐怖袭击外，这些事件的概率极低。人们害怕发生战争，对人类生产力毁灭最大的也是战争，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世界大战，但我们是幸运的一代，目前没有经历过大规模战争，但未来总是难以预料，任何人都不能保证——核武器令人感到害怕，虽然从二战以来这些毁灭性武器还未被使用过，但它们一直都存在，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新武器被发明出来，甚至出现了人工智能型武器。我刚读完一本叫《无人军队》(Army of None)的书，写得非常好，里面就谈到了有关自动化武器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作为数十年来全球科技界，尤其是IT世界里当之无愧的领袖，盖茨对于人工智能的问题，做出了自己进一步的判断，“高级人工智能不会很快成为现实;至少在现在，人工智能可以为我们所用”。
盖茨认为，人类在面对未来的灾难时，还是必须有所准备。这种准备也包括世界各国政府之间的协作。
他以气候变化为例，“气候变化的后果有延迟效应，造成问题的是那些富裕阶层，但他们有能力购买空调或者向北迁移，或者用别的方法种植作物。然而，位于赤道上的非洲国家的国民却要承受最大的损失，虽然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只有2%。
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共同讨论如何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在我看来，唯一的出路在于加速科技创新。仅凭现有的工具，达到零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过高，需要让很多人放弃空调和制冷等现代生活方式。因此除非我们不断创新，否则就要进行艰难的取舍，这也是我积极推动创新的原因。”
此外，从短期来看，当今世界面临着贸易争端等问题，也导致人们担心全球协作能否实现。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但和历史上任何时代相比，能够出生在今天这个时代都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而且我相信世界将很可能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例子。试想一下，你是愿意出生在1960年，还是2018年的中国?美国也不例外，比如女性、同性恋者今天的处境要比过去好得多，还有包括数字化工具在内的各种工具，都赋予我们巨大的能力。虽然我们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这都是十分伟大的进步。年轻人不仅在使用这些工具，还在想方设法拓展用途。从某种意义上讲，即使存在这些挑战，只要我们通过数字化工具进行合作、分享和协作，就有望实现创新。”
这位全球最富有的人，也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如此结束自己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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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日，在深圳卫视直播的阿里钉钉2018春夏新品发布会上，钉钉CEO陈航(花名无招)宣布推出被称为阿里新零售“王炸”的产品：智能导购，引起业内关注。
“钉钉和手机淘宝的互通，让中国最强的组织管理平台，与中国最强的消费平台强强联合，企业开始真正跨越线上线下边界，实现组织化的全域精准营销和在线数字化。”无招在发布会中介绍说，智能导购产品实现钉钉与手机淘宝打通，解决了零售型企业的客户管理和精准化营销问题。
而产品推出后，阿里巴巴新零售将实现商家一线门店线下和线上会员系统的打通，各品牌门店实现从个人导购单兵作战到组织化精准营销的升级。
据了解，钉钉和天猫推出的新零售解决方案已经采用邀请方式开放，目前已有超过300个品牌的2.5万家门店和近7万名导购正通过智能导购产品，打通线上线下。传统零售企业正在通过组织化变革，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当你走进一家店铺，导购员用了40分钟向你介绍产品。当她最后问你是否购买时。你会怎么做?我猜大部分人的做法都是和导购说声谢谢，然后偷偷拿出手机拍下产品上网去查它的价钱。”上海林清轩化妆品公司创始人孙来春说出了传统导购方式中的线上和线下的冲突，“你们知道此时的导购作何感想吗?她的辛勤付出没有得到任何回报。所以，在传统零售时代下，导购和线上销售平台之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仇视’关系。”
通过钉钉此次发布的智能导购产品，导购在门店招募的会员，后续专属维护，会员无论在天猫或线下复购，导购都可以得到佣金提成。门店导购和线上销售平台之间不再是一种“仇视”关系，而是共生共赢。
无招在发布会中强调说，更重要的是，智能导购实现了有组织的精准营销。也就是说，会员资产是企业组织的，不是导购个人的，不会因为导购离职而流失;触达服务方式是组织化的，会员的工作消息聚合在钉钉上，钉钉电话能体现品牌名称，会员群发钉钉消息更加高效;而且会员画像更精准，可以打标签，可以做批量营销，也可以通过云店实现组织化离店交易。
“接入智能导购后，林清轩会员招募效率提升30倍，以前3年发展会员40万，现在3个月积累100万，企业销量也提升3倍，企业受益，员工也爱用。”孙来春介绍说，现在店员不用再花费40分钟去了解顾客的购买需求，以往顾客的购物信息以大数据的形式保存在公司云端，可以随时调取查看，再也不用担心因店员的离职而带走顾客，而且店员的销售业绩也会直接被记录，可以更好的发现优秀员工。
要实现新零售行业的深层次变革，无招提出要实现“五个在线”：
组织在线，通过钉钉实现组织透明扁平，一键就能找到一线导购，之前传统方式中，加盟店的导购是很难直接找到;
沟通在线，不再是品牌总部到区域、从区域到店长、从店长到导购的多层链路，信息是否触达一目了然;
协同在线，内部效能获得了质的提升，电商部门、新零售部门、运营部门一盘棋通力协作;
业务在线，所有的业务行为透明，数据透明，干好干坏一目了然，能够形成闭环;
生态在线，上下游高效链接和重构。
通过“五个在线”，无招说零售业将进入简单、高效、透明、智能的新工作方式，企业实现组织化变革和精准化营销。
谈到组织的透明扁平，大润发董事长黄明端很有体会，他说从2018年1月份开始，大润发超过20万的员工和导购员，全员通过钉钉沟通和协同。虽然用钉钉的时间并不长，但已经“尝到了甜头”。他说因为公司层级比较多，以前一线员工做了什么，管理层很难直接看到。钉钉公平透明的扁平化管理方式，优秀员工非常容易脱颖而出，充分提高了员工的自驱力。
“比如，我们有很多90后的员工，我跟他们沟通过，他们都很有个性，都看重的是个人价值是否能得到认可，通过钉钉的全员群、日志、周报等功能，员工的优点和对公司好的建议都能被大家看见。”黄明端在发布会现场不无感叹的说，通过业务、生态的数据在线化，未来大润发的人财物事会连接起来，经营业务数据、上下游供应链体系的数据，都能通过机器分析，实现企业的智能科学决策。“钉钉帮大润发实现组织能力的变革，管理变得透明高效，进入新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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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家日本相机巨头从中国市场败退。
5月7日15：10，深圳奥林巴斯最高负责人小松享通过广播向全体员工正式宣布：深圳工厂于5月7日起停产停工。
至于停产的原因，深圳奥林巴斯董事长、总经理小松享在《告部分员工书》中写道：2008年以来，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数码相机市场规模逐渐萎缩，作为主力工厂的深圳工厂运转率降至顶点时期的20%。此外，深圳工厂自投产至今已有24年，目前设备逐渐老化，外销业务也无发展空间，所以作出停产停工的决定。
内外交困，再加上奥林巴斯在2011年爆发的财务造假丑闻，对这家公司的发展路径产生了巨大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已在中国深耕数码相机市场多年的奥林巴斯，其实已转型成一家医疗企业了。为了走出困境，2012年奥林巴斯抱上索尼的“大腿”，索尼出资500亿日元，持股10%，成为奥林巴斯的最大股东。此后，双方合资的索尼奥林巴斯医疗解决方案公司成了奥林巴斯业务转型的重心。
日本数码企业“节节败退”
在数码行业，类似奥林巴斯败退中国市场的案例其实早在去年就已上演，形成了一股“日本数码企业节节败退”的浪潮。
2017年10月，尼康突然宣布关停映像事业部位于中国无锡的生产子公司——尼康光学仪器(中国)有限公司。在宣布关停的当天，该工厂约2200名员工就被遣散，大部分员工当即签署了离职合同。2018年1月，尼康在巴西官网宣布退出巴西市场，以后不再在巴西做相机销售，仅保留售后服务。
卡西欧则在今年4月24日前确定了退出亏损的卡片机业务的方针。卡片机是卡西欧在相机界主打的数码产品，特别是专为女性用户设计的“自拍神器”系列，曾是市场上颇受欢迎的卡片相机。
和奥林巴斯类似的是，尼康等巨头也将数码相机市场的下滑归咎于智能手机的兴起。据日本相机影像机器工业会统计，2010年全球范围内小型数码相机发货量尚能超过1亿台;而在2016年，发货量已降低至1258万台。
不过，在巨大的冲击面前，很多相机企业也积极寻求业务转型。莱卡、蔡司、索尼等厂商选择和诺基亚、华为等手机企业合作，将自己的专业光学技术呈现在手机镜头之中。
这些日企也“败退”中国
除了数码企业，日本其他领域的企业也纷纷从中国市场“撤退”。
松下、东芝等日本家电品牌
纵观家电市场的变化，近年来特别是在凛冬环境下，外企的日子“普遍不好过”。最大的变化就是国际品牌在中国市场份额的“断崖式”下跌，由此关闭了在中国的工厂，比如曾经为中国消费者大为称道的松下、东芝等日本家电品牌。
2015年1月30日，松下关闭了自己位于山东济南的彩电工厂，这是2014年关闭上海工厂后松下在华的最后一家彩电工厂。尽管松下强调今后还将以贴牌代工方式在中国销售松下彩电，但其中国加工厂的边缘化态势已经注定。其实东芝早在2013年底就在中国停止电视机自主生产，之后让TCL代工，仅从事销售业务。
同样失意的还有东芝，从2015年3月起东芝电视将逐步退出海外市场，仅在日本本土制造和销售。
日系彩电四大品牌倒了一半，坚守的索尼、夏普也笼罩在亏损阴影下。索尼已经亏损6年，亏损总额高达1.15万亿日元(约合96.13亿美元)。在卖掉VAIO之后，索尼正在考虑出售BRAVIO电视和Xperia手机业务，甚至连发家之地东京NS大厦都卖掉了。夏普拥有全球唯一一条液晶面板十代线，但竞争力落后于韩企和中国台湾企业。
三菱汽车在中国的溃败
对于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汽车公司三菱汽车而言，无疑是“站得越高，摔得越重”——12年间，它从NO.1到“倒数第一”，三菱在所有外资品牌中成为了失败经典案例。
它在中国市场的销量顶峰，永远被定格在了2003年和2005年的销量滑铁卢。这彻底断送了三菱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生存机会，开始逐渐褪去它的光环，辉煌散去，以致于如今它的市场份额，已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公开资料显示，三菱集团于1970年成立三菱自动工业株式会社，1973年就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外资汽车公司，至今已经有45年历史。2003年，三菱在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达到顶峰。
2004年三菱汽车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分手，2005年，三菱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销量下滑85%，成了当年中国新车市场最大的“输家”，从此以后，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再也没有找到翻身的机会。
至于溃败的原因，有分析称是随着北汽的三菱欧蓝德、速跑等一系列产品相继停产，由北京奔驰主要参与建设的超过70家联合品牌4S店也退出三菱的销售渠道，三菱在华的生产与销售陷入了困境，直接导致了三菱整体销量在2005年出现大的滑坡。
加上在2000年到2004年间，三菱汽车频频爆出丑闻，也直接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对于三菱的这些丑闻，中国消费者最熟知的是帕杰罗的刹车失效事件，2000年，由于三菱帕杰罗的刹车油管因磨损破裂导致刹车失灵在国内造成了多起事故，当时的中国媒体开始普遍追责三菱汽车。
面对媒体的质疑和车主的投诉，三菱公司开始拒不承认，直到日本本土也发生同样的事故后，三菱不得不对此事道歉，并为所有的帕杰罗更换了油管。 这也成为中国汽车市场上第一个因产品质量问题，直接导致品牌走向衰落的案例。
日本知名服装品牌Honeys悄然退出
最近两年，拥有众多门店的日本快时尚集团好俪姿Honeys也在不断地关店。
据Honeys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集团销售额自2013年起不断下滑，在中国地区的门店数量也从最高峰时的近600家减少至495家。
在中国零售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且自身竞争力不足的Honeys，为控制集团运营成本，最终计划在2017年起的3年时间内减少约270家门店，其中有30家会在今年春季之前关闭。
有分析指，劳动力成本的日益高涨、经营模式单一和竞争激烈是导致日本服装品牌纷纷外迁的主要原因。
日本第一果蔬汁品牌可果美“败退”中国市场
同样的“败退”也发生在果蔬汁零售战场。2015年，是日本老牌果蔬汁品牌——可果美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第十个年头，谁料竟落得个“兵败而退”的下场。
据北京商报报道，其位于中国杭州分公司称“公司已经倒闭，进入财务清算阶段”。据悉，2005-2010年这五年来，可果美中国销售额虽然有所增长，但却从未盈利。
有分析称，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果蔬汁市场，由于错失了抢占市场的先机，在品牌推广上严重欠缺，面对汇源、味全等愈发强劲的竞争对手，可果美生存空间已丧失。
众多国际品牌上演在华“大撤退”
除了日本，让我们将目光聚焦到日本的邻国——韩国，早年进驻中国市场的韩国企业也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黯然撤退，如今这一幕依然不断上演。
LG、三星“作别”中国市场
以化妆品起家、曾经的“霸主级”手机巨头LG手机业务，后者是一款曾在中国非常火热的手机。或许不少人还记得开机画面的LG动态和音乐，这多少承载着一部分人对手机向往的青春。这款手机最辉煌的时期是2008年，彼时中国还是功能机的天下，LG在中国斩获了多项荣誉，曾推出的经典手机也受到了许多用户的喜爱和追捧。
而就在今年2月，就有媒体爆出了LG在中国的“溃败”，即将“含恨告别”并退出中国手机市场。据LG2017年财报显示，总体收益颇好，而LG行动通讯事业部却在2017年最后一个季度巨亏1.92亿美元。
有分析认为，LG与诺基亚的悲惨命运相似，智能手机的转型不利，导致其失去了大部分中国市场的份额。功能手机利润低，智能手机又不好用，连续多个季度亏损。此时的LG 已开始节节败退，直至无路可退，看着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只能让其自生自灭。
事实上，LG手机市场退出中国市场早有迹象。早在2012年年底，就有媒体就报道称，LG大量裁撤在华销售人员，业界传出LG大量清库存，即将退出中国市场的传闻。
但彼时，LG否认了该消息。如今，不说叱咤手机江湖的苹果手机，包括华为、OPPO、vivo等中国品牌也早已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势如破竹地迅速攻占了整个亚洲市场，早已没有LG手机业务生存的空间。
于是，LG官方只得无奈地宣布其手机业务正式退出中国。
IT时评人张书乐认为，LG在华手机业务的溃败，原因很多。外因在于LG受到了来自华为、小米，以及专注垂直用户市场的OPPO、美图等手机厂商的冲击;从内部因素上看，LG的辉煌主要停留在功能机时代，进入智能手机时代后，其本身在芯片上受制于高通、在其他手机软硬件上缺少创新，使之迭代速度极慢，完全不适应智能手机快速迭代、多价格区间内比拼性价比的打法。
多数人熟悉的三星手机正上演着“大撤退”。
5月2日晚间，据《新京报》报道，三星中国称，其深圳公司已整体撤销，将妥善安置员工、再就业等。深圳三星预计在5月启动清算流程，将对94名在职员工发放“遣散费”4617.79万元。
对于三星深圳工厂整体裁撤的原因，三星中国的回应则是，出于强化网络事业竞争力的经营战略性考虑。但也有内部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公司最早是做CDMA(一种无线通讯技术)手机，后来随着CDMA手机市场需求减少，2013年开始转向通信基站设备的生产，意图打通中国市场。结果4、5年过去了，还是未能打入中国通信市场，最终韩国方面的股东要求解散深圳工厂。”
不论是整体裁撤深圳工厂，还是手机业务遭遇滑铁卢，种种迹象都在表明，三星品牌已不再被中国市场和用户看好。过去的一年，因手机电池问题出现一系列连环爆炸事故，已将三星推向了手机界的边缘。
放眼全球，除了日本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败退，世界上其他区域的一些国际品牌也纷纷上演在华“大撤退”：总部位于美国的宝洁集团、拥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零售巨头玛莎百货、德国的服装行业巨头阿迪达斯，他们曾风光无限，如今芳华尽失，最终不得不“含泪作别”中国市场。
曾经辉煌的宝洁“一夜回到10年前”
提到宝洁，中国的消费者一定不会陌生，不少人用过海飞丝、飘柔、沙宣、舒肤佳、佳洁士、碧浪、汰渍等宝洁旗下的日化产品。
1837年，从一个制作蜡烛的小作坊发展到今天的全球消费品超级巨头，已有181年的历史。1988年进入中国市场，在那个物资还不算太丰富的年代，宝洁产品成功引起了国内消费者的注意。
曾经的宝洁，多到数不清的各种日用品品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产品，但随着中国的消费升级，这家拥有181年历史的快消巨头正在走下神坛。
宝洁集团公布的最新财报显示，毛利率因成本和定价能力不足下降100个基点至48.8%;营业利润率下降130个基点至20.2%。另外，在截至3月31日的9个月时间，宝洁集团净销售额为3162.02亿元，同比增长3%;净利润为500.79亿元，同比下降40%。
回顾宝洁最近10年的财报，在2011年到2014年期间，销售额都超过了800亿美元，尤其是在2013年达到峰值842亿美元，但是从2015年开始，情况变得没有那么乐观，2015年到2017年的销售额每况愈下，分别为763、653、651亿美元。目前宝洁2018财年只公布了前三季度的数据，按照平均销售额来估算，2018财年整体的销售额或将在665亿美元左右。
其实，从2016开始，宝洁的年销售额基本上保持在650亿美元左右，对比2006年682亿美元的销售额来看，宝洁似乎“一夜回到10年前”。
据品途商业评论称，宝洁销售额的下滑，跟其大规模剥离旗下产品分不开。从2014年开始，宝洁陆续出售、终止或淘汰一些品牌，目的就是为了缩减成本，但宝洁砍掉的都比较边缘的品牌，掌握着90%核心利润的产品自然是不会放弃的。
也有分析认为，靠砸钱垄断流量已行不通，但渠道的巨变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中国自主品牌的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也给宝洁带来很大的打击。
马莎百货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继2016年下半年关闭中国内地10家商铺后，2018年1月16日，马莎百货又关闭了天猫旗舰店。至此，马莎百货——这家有百余年历史的英国零售巨头，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在马莎百货被报“全面退出中国”市场之前，这家百货品牌似乎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马莎百货用了10年的时间先后开了15家大型门店，但始终没有在中国建立起品牌知名度。
回顾2016年、2017年，关于马莎的一系列报道，皆不乏“败走中国”、“退出中国”等字眼。然而，其实除了中国市场，马莎同时关闭了数个亏损的国际市场，这其中还包括比利时、荷兰、波兰、罗马尼亚等，关店数量达到53家，共裁员2100人，这还不包括在英国本土关闭的60家。亏损严重是马莎大幅削减国际市场门店的主因。
据马莎的财报显示，在包括中国在内退出的市场中，马莎亏损额一度达4500万英镑。有分析认为，马莎的失败是因为它试图通过中产定位推销商品，并没有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品味。此外，也没有考虑适合亚洲人体型的尺寸。
去年，德国麦德龙关闭了其在中国的电子产品卖场万得城，而此前，百思买、家得宝也选择退出中国，两家企业分别是全球最大的电子零售商和家具建材零售商。
阿迪达斯关闭中国工厂
2012年7月18日，运动服装巨头阿迪达斯决定关闭其在华唯一一家直属工厂，原因是“出于重新整合全球资源的策略考量”，目的或是迁往东南亚。
关闭在中国的惟一一家直属工厂，这令外界感到意外。除了官方解释的‘资源整合’之外，有分析称可能因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尤其是相对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而言。
而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对网易财经表示，东南亚地区除劳动力成本低之外，相比中国地区没有丝毫竞争力，该地区的生产配套设施远没有中国大陆齐全，大量的原材料主要还是从中国大陆采购，“阿迪达斯关闭苏州工厂或就是基于整合资源考虑而单纯关闭，不是搬迁”。
不管是不是搬迁，总之阿迪达斯若关闭唯一一家在华工厂，则标志着阿迪达斯在华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将由代工厂完成。据了解，中国一直被阿迪达斯视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目前阿迪达斯在中国有300家代工厂，涉及员工总数超过30万人。
事实上，除了阿迪达斯，据网易财经报道，其竞争对手耐克2009年3月也关闭了位于中国的惟一一家鞋类生产工厂——太仓工厂，并遣散中国员工达到1400人。同时，不少中国消费者近年来发现，在中国市场也出现了不少“越南制造”、“马来西亚制造”乃至“孟加拉国制造”的影子。
水土不服和新机遇
众多案例显示，国外的很多企业巨头在中国市场的日子并不好过。一直以来，外国企业被中国大众消费市场的广阔前景吸引而蜂拥而至，但这更多的是源于感性认识。
诚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如今也越来越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消费市场——这里拥有5亿以上的移动电话用户，使之成为诺基亚、三星等公司的重要市场;这里的互联网用户数量已高达2.20亿，成为全球互联网用户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还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个人电脑及汽车市场。
大多数跨国企业因垂涎于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而相继闯入，却又因水土不服，纷纷以裁员、收缩业务，甚至是撤离中国等方式黯然收场。这也正是中国市场十几年间巨变的缩影：以前，似乎只要是个洋品牌都能来中国捞钱，而现在的中国市场，竞争异常激烈。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热情有所减退，在华经营活动也更加谨慎。
面对席卷而来的国产企业，或许巨头们更应想想如何留住中国消费者的心，比如如何更好地实现本土化成为一门重要的功课。2017年10月，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金拱门(中国)有限公司，其各地分公司也正陆续更名一事引发广大网友热议。
虽然麦当劳官微发声明称，麦当劳中国公司更名“金拱门”只是证照层面，告诉小伙伴们去餐厅还是需认准“麦当劳”品牌，但毋庸置疑的是，此次麦当劳更名算是近年来海外企业品牌本土化的一个典型案例。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海外品牌的股权纷纷被中国资本回收，外企在中国的本土化意向在将来只增不减。
当然，这不得不令人开始思考“中国制造”的市场及由此带来的新机遇。
综合自中国经济网、每日经济新闻、中国基金报、搜狐科技、东方财富(14.880, -0.21, -1.39%)网、新京报、北青财经、环球科技、界面、《童济仁的汽车评论》、中国企业家杂志、网易财经、新浪网、北京商报、品途商业评论、《长江》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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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在我们周围昂可以看见便利店的身影，为人们带来玲琅满目的商品对于便利店的促销，一般会出现两种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便利店不需要促销，另外一种是认为便利店促销应该学习超市进行价格促销，犯下这两种错误的店主们都忽略了便利店的经营特点，一般来说，便利店是需要促销的，但是，促销的进行还是需要方法的。
一、价格促销的绝大数受益者是为便利店创造主要销售额的常客，这些常客通常就是价格促销的目标受众，所以便利店的价格促销的目标主要应以提高常客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为主。
二、便利店的企业形象、店面形象、信誉等都是影响消费者选择的因素，所以促销不应仅仅以提高营销额为目标，应着眼于长远，应在促销的时候注重企业形象、信誉等的提升。
三、便利店的店铺规模一般都比较小，客流量也有限，单一的店铺里的促销活动很难象大超市那样热闹，影响到的消费者也很有限，因此便利店的促销活动应充分利用连锁的优势，形成规模效应，提高企业的形象，扩大企业的热度。
四、便利店经营的商品通常是家庭日常必需用品，需求弹性很小，这类商品如被选做特价商品进行促销是起不到好的效果的，因此便利店在特价商品的选择上要慎重，要选取那些需求弹性较大的，真正能给常客带来实惠的商品，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和忠诚度以及重复购买率。
五、便利店的营业额与大型的连锁超市相比就小多了，这也决定了其促销费用不可能很多，因此便利店的促销上应更加讲究艺术，要达到花小钱大效果的目的。这就要求在促销方式、内容以及手段上要有创新，要综合运用各种促销方法。
六、由于目标受众基本上是常客，促销的方法要经常变换，既要新颖又要给顾客惊喜，且不可老生常谈，总是用老一套的办法。
七、要做好促销后的检查、审计工作，通过核对和分析促销期间的销售变动情况总结经验教训，这样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便利店经营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的认识，另一方面为以后的促销活动提供参考。
促销是很多店面招揽生意的方法，在这个残酷竞争的市场，促销成为店面盈利提高的一种手段。促销对于零售终端来说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对于便利店这种经营形式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便利店的经营重点并不应该在促销上，要想赢得顾客，还是应该在顾客更关心的商品质量等因素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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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5月2日上午消息，在今年的Facebook F8开发者大会开始之前，该公司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心里就已经清楚今年的大会将会与往年有很大的区别。F8是Facebook每年都会举行的开发者大会，在往年的F8大会上，扎克伯格的任务只是发布新的产品和新技术，然后还会谈一谈自己对未来技术发展趋势的展望。
但是在Cambridge Analytica、虚假新闻、俄罗斯干扰大选、仇恨言论激增等事件和丑闻之后，Facebook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尤其是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虽然Facebook已经进行了多次道歉，并且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及产品调整，让用户能够自己控制数据分享，但是这件事离彻底解决依然差得很远。扎克伯格心里清楚，在本届F8大会上，对于这件事情他不可能一带而过，毕竟这是该公司成立以来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甚至可以说关系到了这家公司的生死存亡。但是他也不想忘记F8的主要任务：发布新的产品以及分享未来的愿景。
扎克伯格说道：“今年我们所做的最艰难的决定其实并不是在安全性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我的意思是，投资安全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必须要这样做。我们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在其他方面找到继续前进的道路，满足用户对我们的期望。”
在F8大会开幕的前一天我采访了扎克伯格，这是他对我所说的话。我们见面时，他正在为大会进行最后的准备。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讨论了他的演讲主题、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一些新产品、他对在国会进行长达10个小时的作证的感想、该公司是否将会对保守派言论进行监控、Facebook是否需要在内容监管方面变得更主动以及他们为何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做好这些事情。
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他将在台上讲的第一件事：满足想要新功能的用户的需求、满足那些依靠Facebook不断进化而开展业务的开发者的需求，同时还需要重塑Facebook在用户和开发者之间的信任。扎克伯格说到：“这是本次大会的主要目标。一方面我们有责任保证人们的安全——选举的公正性、假新闻、数据隐私等问题都是保证人们安全的关键。另一方面，我们也有责任为用户社区打造新的功能，满足人们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很多挑战中，一部分就是如何同时做好这两个方面。F8将会是这两个方面的平衡点。”
扎克伯格先是谈到了自己的过失。在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被媒体曝出之后，扎克伯格和他的搭档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5天之后发现他们突然陷入了艰难的境地。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发生之后，有最多达8700万Facebook用户的数据遭到了泄露，而正是那5天让事件的发酵达到了顶峰。扎克伯格承认了自己的过失。他说道：“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件的反应速度太慢了。我们尝试在内部了解细节，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现在认为我那时的反应确实太慢了，我本应该更早的发声，尽管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得知所有细节。随着事件调查的深入，我觉得我们做了正确的处理，但是我们应该更快的进行回应。”
在他的演讲中，扎克伯格的计划是要承认Facebook现有的问题，并且提出更多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的任务不再仅仅是道歉而已。在本届F8大会上，他的主要任务是提出解决方案。他表示：“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感到抱歉。我们当然很抱歉。我们现在对这个世界的亏欠的是 ‘这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如何确保类似的事情未来不会再次发生。’”
扎克伯格将会发布一个受欢迎的新功能，这个功能将会重塑用户对他们的信任：这个功能将会允许用户在Facebook平台上删除所有在Facebook之外的活动数据，例如网页浏览记录。此前Facebook曾经收集用户的这些记录。扎克伯格表示这个功能与删除浏览器中的cookies有点类似，他本人也会经常删除cookies，这也是保护自己数据隐私的重要方法之一。很显然，扎克伯格是在于上个月前往国会作证之后推出的这个功能。
扎克伯格对我说，在前往国会之前，他原本以为立法者所问的问题将会围绕着Cambridge Analytica事件展开，也可能会提到俄罗斯干扰大选事件，然而让他措手不及的是，立法者的提问包含了很多其他问题，其中有很多都与Facebook公司的运营有关。
扎克伯格说：“我发现立法者问了很多与产品相关的问题，我原以为我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我们的产品是我打造的。但是这种想法实在是太乐观了。在本次听证会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发现自己其实对于产品的细节并不了解，尤其是如何在广告系统中使用外部数据方面，我对自己感到不满意。在回公司的路上，我在飞机上安排了一个会议，我要与负责这个工作的团队一起开个会，向他们进行学习，弥补自己的这个空白。”这个会议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推出一个新功能，让用户能够自己掌控自己的数据和信息，在源头上掐断信息泄露。
在那次“国会山之旅”中，扎克伯格还学到了其他一些东西。他说：“在听证会过程中，立法者提出的与政治倾向性有关的问题的数量也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认为这反应出了很多人对于科技企业都存在的一个担心，因为科技企业大多位于硅谷和西雅图这些极端支持自由党的地区。人们担心科技企业具有政治倾向性，而且他们这种担心的程度让我感到很吃惊。我真的希望Facebook能够成为一个为所有观点提供发声地方的平台。”
当我问扎克伯格如何评价自己在听证会上的表演时，他对我进行了纠正：“我认为这并不是一次表演。我觉得这次听证会的重点，是要为人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尤其是立法者，他们需要这些信息去开展工作。”我提到一些参议院和众议院对于从Facebook那里获取信息并不感兴趣，而只是想要利用这次听证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对于这个问题扎克伯格的回应是：“想一想那些提出了严肃问题的人和只想要提出自己观点的人的数量比例，我就会对于我们的民主感到非常欣慰。”
之后我们又聊到了开发者，在以往的F8开发者大会上，这些人都会带着期待的心情前来，离开的时候也是激动万分。在Cambridge Analytica发生之后，开发者是否会因为Facebook有可能面临的严格监管感到不安?今年3月，当Facebook终止了应用审核之后他们肯定会感到不高兴，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冻结了他们的新产品。
对于这个问题，扎克伯格说：“我认为人们的确会有担心，很显然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确保用户的数据受到了安全的保护。现实是，大部分开发者都有着好的意愿，他们开发了优秀的应用。所以我认为，如果你是一名好的开发者，应用审核突然暂停你一定会感到很难受，但是从长远来看，你无需对这个平台的发展方向感到不安和担心。”
在F8之后，Facebook平台的应用审核就将重启。扎克伯格认为，在本届F8大会上他宣布的一些事情将会让开发者开到欣喜，例如Messenger、Instagram和Oculus的一些进化。
说到新产品的时候，扎克伯格透露了一个最让他感到兴奋的产品，一个名为Dating的Facebook新服务。这个类似约会应用Tinder的服务能够允许用户创建一个独立的资料，从而在平台上寻找约会对象，Facebook的算法充当了红年的角色。放在以往的时候，这个服务可能会受到用户的广泛欢迎，然而目前Facebook正在经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他们使用用户数据的方式遭到了质疑。在这个时候发布这个服务，是否会有些冒险?毕竟约会服务需要用户提供非常私密的信息和数据。
面对我的这个暗示，扎克伯格起初采取了迂回战术，他解释说，此前人们已近开始在使用Facebook寻找约会对象了，而这个新服务所使用的就是这些用户以前所使用的数据，他还提到了Facebook的这个新功能在用户数据保护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例如Facebook不会使用这些信息向用户投送广告。之后我改变了话题，然后问了其他一些问题。但是几分钟之后，他自己又重新谈到了这个服务，很显然他不喜欢我的这个暗示，他说：“很明显这就是你想问的问题。但是你不觉得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有点不合时宜吗?”
“我对他说，我明白Facebook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将Dating服务的资料与用户的主资料隔离开，但是用户是否会产生误会，用户是否会想：“Facebook连我的约会资料也想知道?”
扎克伯格调整了一下坐姿，这个问题对于他来说是最敏感的东西，如何在重新建立信任与发布新服务之间找到平衡，这是Facebook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需要特别小心的事情。”当然，Facebook需要不断推出新产品、发布虚拟的增强现实相机平台、销售独立VR设备Oculus Go。但是他也不想让用户觉得Facebook只在意发布新产品，而不在意重新赢回用户的信任。他表示：“我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我们能做出正确的事情，让人们意识到对于用户安全，我们非常严肃。”
在采访结束之前，我又问了他一个问题：“这次危机是否让Facebook发生了改变?”
他的回答为“是也不是”。他表示公司的使命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从一些方面来说，Facebook也的确发生了一些改变。他说到：“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变得更主动了，尤其是在发现和杜绝数据滥用行为。我们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发现自己应该从一个更宽泛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责任。我们不能只是开发工具，然后想当然的以为这个世界上都是好人，会按照我们的预想一样使用工具。我们不能继续只是发布工具，然后告诉人们我们想要什么，并且让用户社区去标记危险行为，然后在事情发生之后被动的采取行动。我们需要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确保我们发布的工具没有被滥用。”
扎克伯格清楚，重塑他们的系统，让系统能够主动抓取那些不良内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说到：“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大约为期3年的过渡期，才能建立起相应的团队，因为你不可能一夜之间雇佣3万个人去监管内容。你必须要确保这些人能够良好的执行工作，而且还要为这个团队指派领导层，并且对他们进行培训。而通过AI系统判断内容，这个系统的开发也需要时间，开发系统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扎克伯格表示，这个3年之旅目前已经开始了。他说到：“好消息是，我们在去年早些时候已经开始了这个工作。也就是说这个工作已经过去了一年了。我认为到了今年年底，我们将会有很大的改善。这个工作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我真的认为这对我们的总体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对于Facebook是否真的发生了改变，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只能由用户自己去判断了。(行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