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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西贝董事长言论惹争议，公司回应...
去年3月，由部分程序员在Github上发起的“996ICU”项目，掀起了一波声势浩大的反“996”声浪，再加上一些互联网大佬的发声，关于996工作制的讨论从此被点燃。
随后，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加入到声讨“996”的队伍中，越来越多实行“996”，甚至“007”的企业被在网上曝光。
但近日，又有一位知名企业家在“996”问题上翻了车——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贾国龙在微博上发文称：“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
他的这番表态引起了网友的愤怒，有网友评论称“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居然也能说的这么义正言辞”，有气愤的网友表示“这种公司活该倒闭，时间问题”。
9月7日，贾国龙的这则微博已经被删除。
9月4日晚，西贝餐饮创始人、董事长贾国龙关于“996”加班现象的言论引起网络争议，贾国龙在微博直言：“996算个啥”，“我们是‘715、白加黑、夜总会’”。贾国龙解释称，西贝员工经常是每周7天，每天工作15小时，白天加晚上，夜里还总开会。
“不只我一个人这样，我们多少干部，为了把饭做好，为了把顾客服务好，就为了这一件事，没日没夜干了32年，才有了西贝今天的一点成绩”，贾国龙说。
在这条微博及相关报道下方，绝大多数网友并不支持贾国龙的看法，有网友评论称“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居然也能说的这么义正言辞”，有气愤的网友表示“这种公司活该倒闭，时间问题”。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贾国龙首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西贝的“715”工作制，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贾国龙就曾表示“996就已经把人吓着了，多少人开始批判，我们是‘715、白加黑’，我们十几年前就这么讲你有多大的辛苦，就有多大的收益。”
贾国龙还称“让员工干的值、干的愿意，高高兴兴地‘715’、白加黑、夜总会，喜悦地选择这样做、享受这样做，很不容易”。
去年4月14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评论《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文章称：“没有人不懂‘不劳无获’的道理，但崇尚奋斗、崇尚劳动不等于强制加班。苦干是奋斗，巧干也是奋斗;延长工时是奋斗，提高效率也是奋斗。因此，不能给反对996的员工贴上‘混日子’‘不奋斗’的道德标签。”
一天后，《半月谈》也发表评论《996与奋斗无关，与利益有关》称：
一个明显违法的做法为何一直屹立不倒，甚至在基本的是非问题上还纠缠不清?原因恐怕在于其中关联的利益，以至于996的辩护者们即使面对大多数人认可的常识都拒绝承认。
毋庸讳言，996的辩护者们阵容是强大的，他们中不乏我们这个社会最为推崇的一些明星企业家。一些人还善于占据道德的制高点，比如他们的核心“话术”是把996和奋斗联系起来，捆绑起来，甚至唯一地等同起来。在他们的论述中，996违法、违反情理，这都不是事，只要一个“奋斗”就够了。
他们甚至将合法的8小时工作制作为996的对立面污名化，凡是老老实实8小时上班的就是不努力，不奋斗，求安稳，“没有未来”，等等。这是一连串极具迷惑力的操作。只可惜这种逻辑一开始就是错的，这个强行人为设定的公式“996=奋斗”并不存在。
这碗由明星企业家精心烹制的鸡汤虽然看上去很高大上，但明显有毒，劳动者很难笑纳。
西贝回应：并非强制要求
据新京报报道，9月5日晚间，西贝公关总监于欣接受采访时表示，“715”实际上是西贝员工自主工作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不是一种企业硬性的标准。“员工在西贝工作有很强的自驱力，把西贝的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干。”
于欣表示，西贝有很多给员工的红利，例如好汉工程、合伙人工程、梦想工程，“以激发、培养员工的创造力、自主工作的欲望和能动性。董事长贾国龙常讲，价值创造决定价值分配，价值分配拉动价值创造。换言之，价值创造的多得到的收入就多，想得到更多的收入就去创造更多的价值。因为有这些对员工的激励政策，鞭策员工多劳多得，员工当家做主的意愿足，自然愿意分配给工作的精力和时间就多，当然也会获得对等的经济回报。”
于欣称，西贝总部员工在工时方面遵循法定节假日的工作标准，不存在企业平白无故给员工超负荷的工作量，更不存在企业违法用工，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发，餐饮行业受到了巨大冲击。西贝在全国59个城市拥有367家门店，但在春节期间，平均每天只开堂食的仅有5家门店，仅占全国总店数的1.4%，平均每天闭店223家，占全国总店数60.8%。
在这种情况下，贾国龙曾在一次采访中向媒体大吐苦水。按照他的说法，当时西贝账上的现金流撑不过3个月。报道随即在网络中刷屏。
只不过，在“哭穷”后不久，西贝便得到了外界的支持。西贝方面曾表示，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在得知企业的困境后，将西贝列入到第一批重点支持企业名单，报送人行营管部，通知并持续跟踪各家银行做好金融服务支持。
浦发银行(10.040, 0.03, 0.30%)北京分行第一个伸出援手，为西贝制定了综合授信和金融服务解决方案，双方经过四天不分昼夜的分析研究，于2月6日完成授信审批，2月7日完成了授信协议面签，并在当日下午将1.2亿元款项发放至西贝账户。
2月中旬，已经有国内三十多家银行旗下的七八十家分行、支行信贷部门陆续主动找到西贝沟通融资支持，部分西贝原有的融资合作银行还表示要为企业争取行内优惠政策，一起共渡难关。
5个月过去，中国的疫情得到绝对控制，经济复苏，受影响最大的餐饮、旅游、航空、电影等行业也陆续恢复。
贾国龙在近期接受投中网的采访时表示：“现在只要不摘口罩，就不可能100%恢复。”他表示，目前西贝的整体营收达到了正常时期的80%，现金流也已转正，但1-5月西贝还是亏损了1.8亿元。正常情况下，西贝一年的利润有五六亿。贾国龙希望随着疫情好转，下半年西贝能把亏损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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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A咖啡也撑不住了，关店、卖身可口可乐难自救
以下文章来源于投中网 ，作者曹玮钰
星巴克咖啡的铁打“CP”，英国老牌连锁咖啡COSTA，如今也撑不住了。
近日，COSTA也加入了关店“阵营”。据报道，COSTA在北京、杭州、青岛、南京等地关闭了多家门店，其中，青岛地区关闭了所有门店，北京地区关闭了近20家门店，关闭的门店数量超过了中国市场门店总数量的10%。
对于这一“断臂”举动，COSTA方面回应，“受门店客流及经济运营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关闭门店只是“业务优化调整的一部分”，同时表示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不会放缓继续在中国开店的步伐。
COSTA的官方回应无可厚非，毕竟疫情对线下商业的冲击巨大。但自2018年被可口可乐收购以来，COSTA的业务重心似乎已经变化，开启零售场景探索的同时，也放缓了开店节奏。这家曾试图与星巴克比肩的英国老牌连锁咖啡，如今在中国的门店数量仅为星巴克的约十分之一。
COSTA节节败退之际，咖啡新势力势头迅猛。加拿大连锁品牌Tim Hortons，日本网红咖啡%Arabica进军中国市场，喜茶、奈雪的茶等新茶饮切入咖啡赛道，三顿半、永璞、时萃等互联网咖啡强势崛起，中国咖啡市场似乎前所未有的拥挤。
“前有猛虎，后有追兵”之下，老牌咖啡COSTA面临挑战严峻。
“贴身肉搏”星巴克
最终“卖身”可口可乐
两位年轻人，因为喜欢咖啡，所以开了属于自己的咖啡馆。
这个常在当代文艺青年上演的“剧本”，同样适用于50年前的英国咖啡连锁品牌COSTA。
1971年，热爱咖啡的意大利两兄弟Bruno和SergioCosta，在伦敦市中心开办了属于自己的咖啡店，这就是全球第一家COSTA门店。兄弟二人将咖啡的制作工艺进行了创造性地创新，把阿拉比卡和罗伯斯特两种咖啡豆进行精心配比，通过缓慢烘培的方式，恰到好处地保留咖啡的油脂和迷人香气。
巧合的是，就在COSTA成立的同一年，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也诞生了一家小咖啡店。十六年后，为了完成父亲“拥有一家咖啡店”的遗愿，霍华德·舒尔茨先生收购了这家小咖啡店，并将其打造成为之后的咖啡巨头星巴克。
咖啡故事总是带着浪漫和纯粹的气质，一旦上升到商业层面则是另一番“丛林”画风。
2006年，已经在英国市场做到“头部”的COSTA进入中国市场，在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开了第一家COSTA门店。自此，COSTA与提早8年进入中国市场的星巴克咖啡开启“相爱相杀”。
对于线下业务，选址是重中之重，COSTA“聪明”地采取了与星巴克“贴身肉搏”的战术，不惜花高价把门店开在星巴克旁边。不难发现，在城市中心的核心商圈，这对绿色和红色的咖啡店总是成对出现，场面像极了快餐界的麦当劳和肯德基。
与星巴克“强组CP”的选址策略，是一把结结实实的双刃剑。一方面，COSTA可以很好地借势星巴克的热度，让消费者很快记住总与星巴克成对出现的COSTA，并能省去选址所需的高昂成本。另一方面，同样主打“第三空间”概念和与星巴克相似的产品定价，让COSTA在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中显得十分模糊。
亦步亦趋，并不是消费品牌的制胜之道。
初入中国市场之际，COSTA曾定下雄心勃勃的目标：2018年开到2500家门店，拿下中国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但事实上，COSTA的野心和行动似乎充满了矛盾。
首先是咖啡品质。身为英国老牌咖啡的COSTA对口味一向自信，但在连锁扩张的语境之下，COSTA似乎没有摸到品质的命脉。与星巴克等连锁品牌全自动“流水线”的操作不同，COSTA坚持使用半自动咖啡机，这对咖啡师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增加了咖啡的品控压力，很容易导致咖啡品质的不稳定。
有不少消费者吐槽，在不同COSTA门店买到的咖啡口味天差地别，“简直像在抽彩票”。
其次是品牌形象。在消费者心智之战中，COSTA似乎也没有蓬勃的战斗欲望。星巴克已经获得了“星爸爸”这样接地气的昵称，COSTA依然活得像个高冷的欧洲贵族，不争不抢地出着普通的咖啡，卖着普通的杯子，缺乏出圈的爆款产品，亦不肯放下身段“下沉”。
有观点犀利指出，COSTA没有精品咖啡的命，却得了精品咖啡的病，与中国消费者隔着一道英吉利海峡。
近几年，随着咖啡市场竞争加剧，咖啡巨头星巴克都已经“坐不住了”，加快了数字化转型，不仅推出了“啡快”、“专星送”等外卖服务，打通了支付宝、淘宝、口碑等多个平台，还积极拓展星巴克臻选等副线品牌。反观COSTA，在新品开发、数字营销、外送服务等多个层面，似乎都慢了一拍。
“佛系”的COSTA已然落在了后面。目前，COSTA在中国市场仅有约400家门店，这与初入中国的目标相去甚远。而星巴克在中国已经有4000余家门店，几乎是COSTA的10倍之多。
2018年，COSTA被可口可乐以51亿美元的对价收购。
在全球零售巨头的加持下，COSTA开始了零售场景的探索。2020年初，COSTA推出了两款即饮咖啡，铺在电商平台、卖场、超市、便利店等各个渠道销售。2020年6月，COSTA与九阳旗下的胶囊饮品机Onecup合作推出胶囊咖啡，进军家用咖啡市场。
值得注意的是，完成COSTA收购之后，可口可乐曾多次表示，他们看中的是COSTA的供应链，而非门店。有观点认为，瓶装饮料起家、没有咖啡经验的可口可乐，并无意在线下深耕，此次收购只想借助COSTA在咖啡领域的专业优势，完成其在咖啡饮料上的布局，以避免此前对碳酸饮料的过分倚重。
如果从这一维度来看，COSTA开店节奏的减速乃至大面积的门店关闭，似乎已是“身不由己”。
2020年，咖啡市场十分拥挤
2020年，瑞幸咖啡“风波”搅局下，中国作为“咖啡大国”的故事仍有巨大想象空间。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人均咖啡消费量6.2杯，仅为德国的0.71%，美国的1.6%。Frost&Sullivan数据显示，2017年、2018年，中国咖啡市场规模的增速为20.2%和31.1%，远高于世界整体咖啡消费量的增速。
在庞大市场的吸引下，不论是线下咖啡连锁品牌，或是COSTA切入的即饮咖啡、胶囊咖啡等赛道，如今都已十分拥挤。
线下连锁咖啡，仍然是国外“掘金者”的宝地。
2020年，星巴克计划在中国市场新开至少500家门店。“后起之秀”的势头同样强劲，不久前获得腾讯独家投资的加拿大连锁咖啡品牌Tim Hortons宣称，未来数年将在中国开出1500余家门店，并与腾讯合作探索线上渠道的数字化升级。来自日本的网红咖啡%Arabica也加快了布局速度，不到两年时间已经在中国市场开设20余家店面。
9月3日，互联网咖啡品牌连咖啡也宣布回归。
即饮咖啡或许早已是红海。诸如三得利、雀巢海外等品牌在该赛道布局已久，本土饮料品牌诸如农夫山泉、伊利、蒙牛等品牌也跨界进入了咖啡领域。2020年，风头正盛的元气森林也推出了两款无糖瓶装咖啡。
风头正盛的新式茶饮，也在探索创新的咖啡产品，逐步在瓜分咖啡市场的份额。2019年，喜茶推出四款港风咖啡，混搭了喜茶招牌的“芝芝”、“波波”等饮品元素；同年，奈雪的茶推出3款咖啡饮品，大咖柠檬、大咖鸳鸯、大咖橙子，主打咖啡+水果茶的组合。此外，茶饮品牌CoCo都可、一点点等品牌也进行了咖啡饮品的尝试。
近两年咖啡行业剧烈变化，线上市场逐渐成为重要战场，资本与创业者纷纷涌入，涌现出诸如三顿半、永璞、时萃等咖啡新势力品牌。CBNData《2020线上咖啡市场消费者洞察报告》指出，咖啡消费开始突破线下门店，向线上迁移，借助电商更无缝地浸透大众的日常。
在这样的语境下，咖啡“新势力”的模式似乎更加性感，也已成为资本追逐的对象。
根据CVSource投中数据，2020年9月，主打精品速溶咖啡的三顿半完成过亿元的B轮融资，红杉资本、峰瑞资本持续加码，专注消费投资的天图资本也已入局。8月，以天猫为主阵地的新生代咖啡品牌永璞获得兴旺投资的独家投资，2个月前刚刚完成昕先资本领投的千万级首轮融资。5月，主打挂耳咖啡的时萃获得弘晖资本的千万级A轮融资。
中国的咖啡市场，似乎前所未有的热闹。
在这样一个“前有猛虎，后有追兵”的情况下，矜贵的英式老牌咖啡COSTA面临的挑战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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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即日起至9月10日进京邮件二次安检)
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在北京举办。近日，国家邮政局发出通知，要求进京邮件快递全部“二次安检”。
通知称，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要督促寄递企业严格执行收寄验视、实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着力查堵涉枪涉爆、涉黄涉非、危险化学品等禁寄物品，严防不法分子利用寄递渠道将危险物品非法运入北京，严防违规收寄禁寄物品发生重大寄递安全事件。
北京市邮政管理局要于8月31日至9月10日期间部署做好“二次安检”工作，督促指导寄递企业对进京邮件快件全部执行投递前“二次安检”，并按规定粘贴可追溯“已安检”标识。各地要对寄往北京的邮件快件强化过机安检措施，逐一加盖或者粘贴安检标识，载明安检单位。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辽宁省(区、市)邮政管理局要加强对邻近京郊、环省交界地区寄递企业的安全监管执法检查，着力构筑环京寄递安全“护城河”防线。
据国家邮政局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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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5G手机竞争白热化：价格跌破千元关口，后发者蠢蠢欲动
王希认为，国内市场上半年5G拉动平均价格抬升，也对部分中低端价位段的需求造成了一定抑制，下半年随着更多平价5G产品进入市场，中低端或主流市场的需求有望得到一些释放。
进入9月，5G手机市场开始弥漫出浓厚的硝烟来。
仅1日当天，低调多年的中兴手机率先发布行业首款搭载屏下摄像头的5G新机，价格却只要2000元+起步；realme更是首次将5G新机价格下探到了1000元以下，声称瞄准的是学生群体为代表的年轻人群。
这两大品牌在近期的更大变动是来自高层的统筹方面。6月，中兴通讯(37.660, -1.18, -3.04%)宣布委任努比亚总裁倪飞同时担任中兴通讯终端事业部总经理，全面负责中兴通讯终端业务，努比亚此前一直被视为是中兴主打市场化细分市场的品牌。
而作为realme的控股公司，欧加控股近日确认委任刘作虎担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全面负责欧加旗下产品规划与体验，其旗下三大独立品牌分别为OPPO、一加和realme。不过公司强调，刘作虎是一加创始人和CEO身份不变。
客观来看，OPPO因为上半年国内市场份额下滑较大而遭遇到不少质疑，中兴在进入5G时代以后对终端业务寄予厚望。这些兄弟品牌之间的协同决策，在当前时间节点来看，就变得愈发意味深长也雄心勃勃。
如今，从1000元到5000元这个主要智能机市场都已经有手机品牌铺开厮杀阵列，后发者的机会在哪里？近期的调整对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变量出现？
手机派系协同调整
欧加系今年以来看起来调整幅度颇为大。
OPPO公司陆续采取了强化中国区核心地位，调整高管配置等动作。realme的产品线调整则与欧加控股新上任高管的节奏有些微妙地一致。
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司官方介绍的产品体系主要有三：通过Q系列、X系列、X Pro系列完成从入门到旗舰全价位段产品布局。
其中realme Q定位千元机大众产品市场，realme X系列主打高端产品性能和前沿科技、在主流的2000-3000元价位段，realme X Pro则是旗舰系列。
在9月1日发布会后的采访环节，realme副总裁、全球营销总裁徐起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realme在回归国内市场一年时间里，不断深入了解市场，一方面为了更加方便地简化命名，另一方面结合不同用户人群的特征和realme自身技术优势，细分出四个体系：Q系列、V系列、X系列、未来的旗舰系列。
“Q系列是会主要在6.18、11.11期间推出的惊喜系列；V系列会以续航为核心；X系列将以设计为核心，配置领先的旗舰性能；未来旗舰会追求前沿科技。四个系列将各自占据细分市场。自此，realme将完成对5G产品全面覆盖。”他指出。
这算是确认了从印度起步到进入国内市场，realme其实在不断根据市场行情调整策略和自身定位。如今，realme基本完成了从“性价比”的大众印象向全覆盖的转变，得以能够从整体上，与一加、OPPO共同打好接下来的“协同战”。
徐起强调，虽然欧加旗下有三大品牌，但彼此独立运营。当然也会有协同发展，例如realme与OPPO在供应链、部分技术、生产资源、线上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等方面已有一定的协同，这将有效改善realme在国内强于线上、轻量化发展的现状。
对于中兴体系的调整，第一手机界研究院院长孙燕飙向记者分析，在国产四大头部品牌的强势之下，努比亚通过红魔等细分游戏市场品牌依然稳固住了一定生存空间。因此他认为，倪飞操盘中兴终端整个体系，有望带来新的市场化活力。
面对这场愈发显现出协同性的调整动作，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市场进入整合期，细分品牌获取增量市场的时代将走向终结。
IDC中国研究经理王希则向记者表示，“各大厂的子品牌矩阵会长期存在，厂商内部的部门或负责人调整，绝大部分终端用户、消费者不会知道也不会关心。品牌矩阵的目的是在不动摇主品牌形象的前提下覆盖更多的价位段、用户群、细分市场，或者在产品上做一些尝试，内部整合只是便于产品规划、供应端的统筹管理。”
不过毫无疑问，在国内智能机市场已经进入成熟发展阶段之后，这些品牌之间协同所能产生的整体作战效应将更强，对其灵活性的考验也愈发紧迫。
回暖期发力
品牌之间的调整有主观层面求变的决心，也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进入今年的下半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被控制，消费热情逐步恢复，内部调整完毕的品牌就开始了暗暗发力，文首提到的可能只是一个微小的苗头。
2日有市场消息指出，OPPO已经开始面向供应链端大量加单，由此引发产业链股价盘中跳涨。
对此，OPPO方面向记者确认，“看好下半年全球手机市场，OPPO加单至1.1亿台，环比上半年增长近1倍。”
徐起也在受访时指出，由于今年的特殊情况，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受到了一定程度影响。但随着大环境的好转、经济反弹，realme也在数据层面发现了回暖趋势，尤其5G的普及趋势得到了更快速的发展。
“realme相信随着千元内5G手机的发布，整体5G普及的进度将进一步加快。上半年虽然大环境对各家手机厂商都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回暖速度超过了大家期待，未来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对于新品牌来说也有一定挑战。”他补充道，在此过程中realme在中国区从年中到下半年的时间点调整也非常迅速。
虽然目前全球疫情尚未出现广泛被控制的局面，不过徐起告诉记者，realme在2019年用一年时间达成了2500万的全球销量，今年5000万的全球销量目标不会调整。
王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目前快速下沉的5G手机价格，源于以联发科为代表的上游厂商寻求更多合作伙伴，以加速其在5G市场的渗透，进而会在成本层面给到力所能及的支持。
“realme在海外市场发展迅速，但上半年国内市场由于自身产品平均单价的快速提升，以及国内疫情影响下用户谨慎消费情绪的影响，整体量级上暂未能够更进一步。通过千元以内的5G手机，以及更丰富的线下渠道覆盖，有助于增强品牌市场声量，触达更多的年轻人群体。”他指出。
而在小米和OPPO都在屏下摄像头技术方面频频秀出肌肉，却未曾宣布商用的背景下，中兴此次新机发布也显得在当下时点中颇为积极。
王希认为，中兴一直以来是在技术、产品设计上都很有积累的厂商。“近年来中兴产品需要更明确的是产品的定位人群，以及在渠道通路里向消费者的形象露出。屏下摄像头是各家都有预研，都在积累的一项产品形态，在目前的技术与呈现效果下，中兴率先发布量产，不失为一种面向极客群体拓张知名度的策略。”
不过在手机品牌积极调整的动作之下，王希并不认为今年整体市场的品牌格局会有太多变化。“国内市场上半年5G拉动平均价格抬升，也对部分中低端价位段的需求造成了一定抑制，下半年随着更多平价5G产品进入市场，中低端或主流市场的需求有望得到一些释放。但国内整体盘子还会是9%-10%的负增长。”他预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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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卡车制造商尼古拉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特雷佛-米尔顿（Trevor Milton）宣布，将自己拥有的600万股股票分给首批加入公司的50名员工，兑现当初雇佣他们时的承诺。按周三收盘价计算，这些股份价约值2.33亿美元。
米尔顿在个人社交媒体主页上发布视频称：“当我创办这家公司时，我正在寻找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员工，这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幸运的是，我发现了一群令人难以置信的员工，他们从第一天就开始和我一起奋斗。”
自6月初尼古拉通过一次反向合并上市以来，其股价已大幅上涨，尽管该公司尚未生产出一辆汽车。
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米尔顿目前身价约为46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