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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韩国移动运营商和IT专业媒体14日消息，三星电子旗下新款旗舰手机Galaxy S21有望于明年1月14日亮相三星Galaxy新品发布会，同月29日全球发售。
三星电子通常在每年2月中旬举行Galaxy系列手机新品发布会，并于3月发售新品，此次有望提前一个月举办发布会公开新品。
随着三星电子近期接连推出Galaxy Z Fold和Z Flip等折叠机，缩小旗舰手机系列的必要性也在日益突显。部分观点据此推测，三星可能在Galaxy S21上配备Galaxy Note系列支持的S Pen，推进S系列和Note系列的合并。
据悉，Galaxy S21系列将以幻影紫为主打色，包括S21、S21+和S21 Ultra三个版本。三款产品的屏幕尺寸分别为6.2、6.7和6.8英寸，后两款搭载8GB和12GB内存，电池容量为4000~5000毫安时（mAh）。与镜头凸起的Galaxy S20相比，S21系列大幅降低摄像头厚度，其中S21 Ultra将搭载1.08亿像素相机和10倍光变镜头。
另据观测，S21的系列售价有望与其前作基本相同。目前，S20、S20+和S20 Ultra的售价分别为124.8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7500元）、135.3万韩元和159.5万韩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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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36城道路“画像”：超1000万人通勤时间超过60分钟，极端通勤之苦症结在哪?
每经记者 黄名扬 每经编辑 杨欢 程鹏
从造飞机到修高铁，远距离交通影响着人们能走多远;从公交地铁到私家车，日常通勤则可能决定着“打工人”每天能睡多久。
过去若干年，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站在“十四五”的门口，当越来越多的人扎根城市，人的流向又决定了城市去向，城市生活品质自然成了人们“用脚投票”的重要参考。
日前，一份城市通勤报告就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通勤时耗监测报告》(以下简称《监测报告》)显示，
在36个全国重点城市中，共有超过1000万人正在承受60分钟以上的极端通勤之苦，占通勤人口的13%。
剥开“通勤苦”的表象，背后则是道路规划、职住分离等一系列更深层次的城市规划问题。
昨日出炉的《中国重点城市道路网结构画像报告》(以下简称《画像报告》)，通过为这36个重点城市的道路“画像”，试图找出影响城市道路通达度的潜在症结。
“极端通勤”
上周末，“超千万人正承受60分钟以上极端通勤”话题冲上热搜。
“一小时就算极端了吗”“我在汕头通勤都45分钟，更别说北上广了”“在北京一个小时以内能到达的地方算近了吧”……种种吐槽也从侧面说明，承受通勤之苦者众。
实际上，45分钟，是一条理想的分界线。
《监测报告》指出，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达到90%，是城市繁荣、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之一。此前，上海、南京等地也提出，将45分钟通勤覆盖80%~90%，作为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质的衡量标准与发展目标。
然而现实是，36个全国主要城市中，平均近四分之一的人，通勤时间都超过了45分钟这条线。根据《监测报告》，36城中45分钟以内通勤人口比重均值仅为76%，远低于90%的目标值。
整体来看，城市规模规模越大，45分钟以内的通勤比例均值越低。具体而言，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及Ⅱ型大城市的平均比重依次上升，分别为69%、74%、80%和83%。
4座超大城市中，仅深圳达到全国76%的平均线。北京不仅以58%的低值拖了超大城市的后腿，在全国36个主要城市中也是垫底。其单程平均通勤时耗47分钟，是全国唯一一个超过45分钟的城市。
特大城市中，4成未达到同等规模城市的平均水平;10座Ⅰ型大城市，虽然表现都在36城平均线以上，但值得注意的是，未达同规模城市平均水平的5座城市，分别来自中部(长沙、合肥)及东北地区(哈尔滨、长春、大连)。
城市规模与通勤耗时均值呈现的联系，将矛头指向了“人多”。按照2014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Ⅰ型及Ⅱ型大城市的划分，正是以1000万、500万、300万的城区常住人口为分界线。
长期以来，关于城市有一个流行的看法，通过疏散人口，可以治理城市病，特别是拥堵。但事实并非如此，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建高曾撰文指出，城市交通拥堵是人均交通空间过少造成的。而影响人均交通空间的因素，一是常住人口密度，二是建成区交通用地比重，三是路网结构。
周建高认为，建设用地比重低使城市人口过度密集，交通用地比重低使交通量过度集中于有限面积上，这是拥堵、事故等交通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在城市交通用地比重同等的情况下，优化路网结构就成了“通勤苦”的破题点之一。
道路“画像”
早在2016年2月，国家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就指出，要优化街道路网结构，提出“到2020年，城市建成区平均路网密度提高到8公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达到15%”的目标。
但直到2018年5月，一份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工程技术中心、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编制的2018年度《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中，被统计的36座城市，仍只有深圳、厦门、成都3座城市，达到了国家提出的8公里/平方公里目标。
除了整体的密度，差距可能还来源于小细节。
交叉口的交通流线最为复杂，其通行能力直接关系到道路服务水平。日前最新的《画像报告》就显示，不同规模城市的异型交叉口占比分布，呈现出明显差异：超大城市、Ⅰ型大城市异型交叉口形态的占比偏高，平均为40%左右，高于特大城市、Ⅱ型大城市。
△不同规模城市异型交叉口形态的占比分布(%)
“连通度”反映道路网的通达性，是另一个检验道路网结构合理性的指标。连通度越高，道路网连通情况越好。根据《画像报告》，36个重点城市的道路网连通度介于3.2~3.4，与连通度合理值3.6~3.9相比，道路网连通程度整体偏低。
36城中，不少城市的通勤耗时排名，与其通达度的位次呈一致性。
例如4个特大城市中，北京以3.23的连通度排在最后，其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也在4城中垫底。10座特大城市中，45分钟以内通勤比重不及同等规模城市平均水平的4城，除南京的位次被西安代替，与特大城市连通度后4位几乎完全一致。
△不同规模城市的道路网连通度分布
来源：《中国重点城市道路网结构画像报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城市道路仍有不少提升空间。
职住分离
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道路即使不堵，“住得远”也让通勤“难免苦”。
中规院交通部5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受房价、就业机会、家庭、教育等因素影响，居民往往难以选择最小通勤的居住和就业地。
《监测报告》则指出，随着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居民通勤问题正成为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幸福感提升的主要因素。
“北京上班武清睡觉”“上海工作昆山买房”……在许多大城市，居住地外溢、都市圈乃至异地通勤，已催生了不少“双城工作者”。
“城市的职住空间分布越均衡，也有利于缩短整体平均通勤距离。”不久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冉江宇，基于通勤大数据进行了一份城市职住分离度的研究。
研究发现，全国35座主要城市中，北京以6.57km的职住分离度排在第一位。这一数据，已接近上海和广州的2倍，是深圳的约2.6倍。
反映在通勤时间上，这与《监测报告》结果暗合。全国主要城市职住分离度最高的北京，45分钟以内通勤占比也是全国最低，平均通勤时耗最长;超大城市中职住分离度最低的深圳，45分钟以内通勤占比表现，也是4座城市中相对最好的。
未来五年，这一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明确提出“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
根据日前国家发改委消息，未来五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计划新开工建设的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就有约1万公里。到2025年，将基本形成区域城际铁路和市域(郊)铁路骨架网络，形成城市群1-2小时交通圈和都市圈1小时通勤圈。
落地到城市，从修路到提高既有线路的通勤便利化运行，许多地方也已行动起来。
天津日前就发布了《关于京津通勤便利化工作举措网上征询市民意见的公告》。从城际高铁公交化，到支付优惠同城化;从枢纽通达便利化，到重点区域直通车……公告提出了共12项京津通勤便利化举措。
而早在2018年就启动了相关规划研究工作的武汉，今年12月，“为响应国家发改委《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关于‘超大城市积极推动产业和人口向一小时交通圈地区扩散’的相关要求”，终于正式开启武汉城市圈大通道建设，打造武汉城市圈“1小时通勤圈”核心架构。
在交通基建之外，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则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考方式。
他的研究团队发现，在人口众多的特大超大城市造高楼，提高人口密度，反而能够缓解拥堵，原因在于，人口密度的提高减少了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不仅如此，高人口密度还可以提高公共交通的利用率，减少人们对于私家车的依赖。
此前一项针对英国通勤者幸福指数的调查显示，通勤时间每增加一分钟，人们基于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都会随之下降。在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品质的当下，如何解决这超过千万人的极端通勤之苦，城市还需要更多思考。
记者|黄名扬 编辑|杨欢 程鹏 肖勇 王嘉琦
校对|何小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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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巴克(100.4, -0.81, -0.80%)股价周三盘后一度大涨逾4%，因该公司发布了强劲的增长预期，包括到2030年全球门店数量达到5.5万家。
根据星巴克上月发布的财报，截至9月27日的2020财年，其全球门店数量为32660家，这意味着未来10年将新开2万多家门店。
星巴克首席财务官帕特-格里斯摩(Pat Grismer)重申该公司2021财年调整后每股盈利预期为2.70-2.90美元。预计明年10月开始的2022财年盈利将增长逾20%。2023和2024财年将达到长期增长目标，调整后每股盈利增长10-12%。
在第二大市场中国，星巴克预计未来10年门店数量将以低双位数增长，较此前预期的中双位数增长有所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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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届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的10个理由)
继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之后，全面二孩效应也消失了。
放开二胎未能扭转少子化趋势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
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
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图：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图片来源：《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报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下，浙江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浙江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同时，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到底如何鼓励年轻人生孩子?
根据《第一财经》，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此前， 携程创始人梁建章还曾建议，两个孩子以上家庭可半价买房。
而在鼓励生育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中，房地产也不应当缺席。我们建议，除了减免所得税和社保外，还可对多孩家庭买房实行免地价的政策。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2017年土地平均成交价格与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的比值达到0.68。在大城市，地价普遍占到房价一半以上。如果多孩家庭买房可免除土地价格，那么购买价格就会降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这将大大减轻多孩家庭的买房负担。
具体实施上，可以对已经有多孩的家庭买房直接降价，也就是地方政府将相应地价部分从卖地收入中免除，对于买房以后多生的家庭则可以退还地税部分。免除标准可以视生育率情况灵活调整，比如对于二孩家庭可以部分免除地价。这个政策对提振生育率应该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因为现在制约育龄夫妇生育孩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高房价，这点对大城市的工薪阶层尤为明显。
这个办法的好处是，政府无需拿出真金白银，只要在低生育率地区多给些用地指标，扩大土地供应就可以了。地方财政收入的损失部分由国家增加用地指标来弥补，只要对于多孩家庭优惠的房源，增加相应的供地指标，就基本不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如此，部分多孩家庭新增的购房需求，被新增的土地指标所消化，还有助于平抑整体房价。
今日，任泽平《泽平宏观》发文表示，建议先放开三胎。
是否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反方观点1：全面放开生育将造成富裕和贫困阶层多生、中产阶级少生，不利于社会公平;且农村出生人口或爆发式增长，人口素质将下降。我们认为，生育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生育权应回归家庭自主;全面放开是对所有家庭一视同仁的公平尊重;当前农村生育率依然低迷，农村出生人口不可能暴增，农村出生人口也不等于低素质人口。
反方观点2：政策调整应该谨慎，可以更大力度地鼓励二胎生育，或有条件地放开三四胎生育。我们认为，翟振武等人曾估计“全面二孩”将使出生人口峰值达4995万，生育政策已被人为延误太久，不可继续拖延，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政策建议：1)尽快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让生育权回归家庭自主，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2)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打造高质量为老产品和服务体系，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一是加快推进国资划转社保补充缺口，推动社保全国统筹，发挥养老保障体系中第二、三支柱的重要作用。二是构建老有所学的终身学习体系，鼓励企业留用和雇佣年长劳动力，适时适当推迟法定退休年龄。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为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体系。四是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
考虑短期内社会各界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存较大争议，建议在“十四五”时期从尽快放开三孩开始逐步推进并观察效果，这也符合中国渐进式改革、增量式改革的传统智慧。之前放开“单独”二孩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效果均不及预期，并大幅低于反对放开生育派的预测数据。
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对于鼓励生育，也有不同声音。
根据此前《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人口学家、前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梁中堂介绍，生育率是经济社会进步的结果，生育会日渐成为人们的自主选择，很难通过政策或宣传导向来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
梁中堂表示，老龄化问题不能依靠提高生育率来解决。老龄化作为社会发展的结果，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需要关注农村群体老龄化的问题，而此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将作为我国未来老龄化问题解决的重要依据。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二孩政策放开，生育率反而连年走低?
梁中堂：这个主要是我们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的。现在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生产生活都已经不适宜生那么多的孩子。年轻人不愿意结婚、生孩子，这是由社会多元化造成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早在放开(二孩)之前我就说过，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不愿意生孩子了，还在那儿喊害怕放开普遍二孩之后会有生育高潮，我说那你就等着看吧。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有一种论调，说要靠大力提高生育率，用新增人口来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你怎么看?
梁中堂：这还是在计划生育那个维度没有走出来，生育率不是你提倡就可以提高的，也不是过去计划生育就可以解决的。
生育率是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人类走到这个阶段，寿命越来越长，人类要怎么以这种状态去度过，这是人们正在尝试做的事。按照现在的社会发展形态，这是正常的。
这种论调其实是在放空炮。近年来我们生育率下降，劳动力不足，但是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解决了多少劳动力问题，无论什么时候供需都是存在矛盾的，能解决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一些专家呼吁生二胎、三胎来提高生育率?
梁中堂：管妇女生孩子是很丢人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提这个了，但是一些人拐不过这个弯，还在喊话，这是一个过渡阶段的状态吧。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现在年轻人生育意愿降低?
梁中堂：这是生活方式改变的结果。人做选择，需要有推动他做选择的理由和依据，(不愿生)根本上不是养活得起养活不起的问题，而是他们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这是社会进步多元化的一种体现，只是现在人们还不适应这种多元化，还在用原来单一的生命状态来要求、匹配。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生育和生存?
梁中堂：人类其实就是一直在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寻找应对方法。需要完成工作，才有收入，才能支付一日三餐，有个安安稳稳的地方睡觉。老龄化也是这样的问题，当它出现，人们就解决它。就像劳动力短缺，机器人就出现了，资源不公，一个新的经济形势就出现了。人要积极地去应对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正和岛、中国新闻周刊、泽平宏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