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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媒体Adweek在2017年 3 月发布的另一份调查中显示,在做出购买决定时,81% 的人表示会受到朋友推文的影响,85% 的人则会受明星影响。 ]
时尚行业内的暗潮涌动总要比看起来的更激烈一些。在品牌忠诚度普遍下降的大环境下,品牌商们除了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选择和品质产品的保证外,运用已有的品牌积淀讲出品牌的故事或是找到与品牌文化相契合的明星为产品代言,不失为一个连接年轻消费者,找到品牌共鸣的有效手段。
过去一年中,时尚品牌纷纷起用拥有庞大粉丝基础的明星,譬如香港英皇艺人陈伟霆,笔者梳理了其所代言的品牌包括了香奈儿腕表、Levi’s、锐步Reebok、美宝莲等21个。Levi’s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Nicolas Versloot向笔者介绍为何选择陈伟霆作为品牌形象代言人时直言,首先因为陈伟霆拥有巨大的粉丝基础,其次,他的个人形象及对梦想的执着追求的精神与Levi’s秉承着源于美国西部淘金者的精神文化相契合。事实上,陈伟霆也确实为Levi’s的新春新款产品带来了好销量。据介绍,他在最新的形象海报中穿搭的所有产品均已售罄。不过,品牌追逐时下热门明星代言也时常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些明星不为人知的个人私生活或是负面的报道,对其所代言的品牌形象和所要传播的文化来说就是难以把控的风险。例如,此前歌手PGone曾代言的某国际化妆品牌,就因他个人的负面报道而使得该品牌中国高管受到全球高层通报批评。运用已有的品牌故事积淀讲出属于品牌的故事,在诸多海外品牌中极为常见,例如优衣库、Zara、GAP、Levi’s等均可以让消费者对其发展轨迹有个初步的印象,因而在过去的近十年中,消费者对其品牌下的产品都颇具认同。不过,品牌越来越无法阻挡的事实是,年轻的消费者们获取时尚产品的渠道不再局限于大商场里的实体门店,新的电商平台不断诞生,新的偶像也不断被制造,新的购买方式也日渐成熟。
美国媒体Adweek在2017年 3 月发布的另一份调查中显示,在做出购买决定时,81% 的人表示会受到朋友推文的影响,85% 的人则会受明星影响。英国快时尚电商 Boohoo 则在报告中指出,它在 Instagram 上找了一些名人向16~24岁的粉丝们做付费推广,此后公司利润立刻翻番。
国内年轻化的消费者,受到集体氛围影响,口碑传播的驱动力效果颇为显著。品牌通过社交媒体,运用年轻化的语言和视频传播触达更多年轻人。但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并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消费者,而是抓住重点人群,即意见领袖。以意见领袖在其“朋友圈”中的个人影响力传播对品牌精神的认同,产品的设计理念等效果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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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彩电销售遭遇14年来最大降幅 互联网彩电日渐消亡)
在一部手机就可以纵览天下事的当下,你还会每天看电视吗?最新数据显示,电视正在被电脑、手机、平板等小屏“凶猛”挤占。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彩电市场遭遇了十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寒冬”。2017年我国彩电零售销量4752万台,同比下降6.6%,创2003来最大降幅,此前一度风光无限的互联网电视也陷入了瓶颈。业内人士表示,在中高端市场红利释放、市场洗牌深度推进、面板价格理性回落的大背景下,2018年彩电市场有望反弹,但注定将是“艰辛的一年”。
彩电销量锐减
“以前每天最惬意的事情,就是每晚8点一家三口坐在沙发上追连续剧,现在好了,每天回家一人捧个手机,电视机在我们家就是个摆设。”白领小张对《金证券》记者表示。
随着网络媒体越来越发达,人们的生活逐渐被电脑、手机、平板等小屏占据,电视渐渐被边缘化,反应到数据上,则是彩电销量的大幅下滑。奥维云网最新发布的彩电业年度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彩电零售销量4752万台,同比下降6.6%,创2003年来最大降幅。而在2016年,中国电视市场的总销量超过5000万台,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一位家电行业研究员对《金证券》记者表示,“2017年是彩电市场愁云惨淡的一年。从2015年开始,随着液晶电视的价格出现断崖式下跌,彩电行业就进入了低盈利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品牌的介入,2016年液晶电视的价格持续走低。而在营销端的恶性竞争,让彩电行业从低盈利时代快速步入亏损时代。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上半年,上游液晶面板涨价让终端厂商压力倍增,不仅仅是中国彩电市场,全球彩电市场表现同样乏力,再加上去年史上最严的房产调控措施,导致包括彩电在内的大家电市场的表现差强人意。”
互联网电视消亡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几年的拼杀,互联网电视开始加速消亡,数据显示2017年互联网电视市场份额只有10%,外资品牌占有15%,国产彩电品牌仍然是主力,占有75%市场份额。
几年前,当传统电视面临开机率越来越低而一筹莫展时,很多互联网企业切入彩电市场,加入彩电战局。互联网电视通过低廉的硬件,跑马圈地获取和经营用户,靠内容赚钱。2015年,互联网电视品牌总体数量已与传统电视品牌持平,接近20家。
到了2017年画风突变,随着互联网电视巨头乐视陷入困境,整个行业在加速消亡,去年包括乐视、看尚、风行、微鲸等在内的众多品牌都或多或少爆出了各种危机。“占电视机整机60%以上成本的面板价格持续上涨,让互联网电视品牌的成本压力陡然增加,没有健全的生产模式,再褪去投资的力挺和噱头的外衣,互联网电视就丧失最基本的生存之力。若一昧以价格战、内容战作为营销手段,而不开拓技术创新、整机制造,2018年互联网电视还将进一步萎缩。”上述研究员对《金证券》记者表示。
虽然2017年家电市场需求放缓,但由于彩电整体均价的提升,去年我国彩电零售额突破1630亿元,同比增长4.5%。此外,55英寸以上的大尺寸彩电销量同比增长,占比超过1/3。
上述研究员认为,“在中高端市场红利释放、市场洗牌深度推进、面板价格理性回落的大背景下,2018年彩电市场有望反弹。不过注定也是艰辛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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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财年索尼将有望创下20年来的营业利润新高,平井一夫把“接力棒”交给了吉田宪一郎。
索尼2月2日晚宣布,现任CFO、执行副总裁、公司执行代表、董事吉田宪一郎将出任总裁兼CEO、执行副总裁、公司执行代表,于2018年4月1日起生效。现任总裁兼CEO、公司执行代表、董事平井一夫将出任董事长、董事,也于2018年4月1日生效。
平井一夫向索尼提名委员会建议了以上管理层调整。经提名委员会审议后,索尼董事会于2月2日早些时候召开的董事会会议上予以通过。
此次重新调整后,在以吉田宪一郎为首的新管理层带领下,索尼将于2018年4月1日启动下一个中期企业计划。
平井一夫说,“自2012年4月被委任总裁兼CEO以来,我一直表示,我的使命是保证索尼始终是一家为用户带来感动(kando)的公司,用情感打动他们,激发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为此,我一直致力于公司转型,提高其盈利能力,而且在当前中期企业计划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我们预计将超额完成财务目标,为此我感到很自豪。”
“随着公司逐渐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即将开始新的中期计划,为索尼的未来,也为开始个人生活的新篇章,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时机,把领导的重任托付给新一任管理层。”平井一夫说,自2013年12月回归索尼后,吉田宪一郎一直支持他,“当我们一起承担改革索尼的挑战时,无论是作为CFO,还是作为知已、业务伙伴,他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平井一夫还说,吉田宪一郎把深度的战略思考和坚定不移的决心结合起来,以达到既定目标,并具备全球视野。“我相信他拥有丰富的经验和视野,以及管理索尼多元化业务所需的坚定的领导素质,是推动公司迈向未来的理想人选。作为董事长,我当然会全力支持吉田先生和新的管理团队,尽我所能促成顺利过渡,保证未来的成功。”
吉田宪一郎表示, “非常感谢平井一夫先生以及索尼董事会寄于我的信任和信心,我将继任索尼总裁兼CEO这个重要职位,同时我也感受到了担任这个职位所需承担的责任。连同索尼集团的优秀人才,我将致力于在平井先生建立的业务基础上进一步执行改革措施,以提高索尼作为全球性企业的竞争力,并使我们能够实现长期的利润增长。”
“我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于4月开始的下一个中期企业计划,并稳步执行2018财年的业务计划。在这令人激动的时刻展望索尼未来,我和我的管理团队将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寻找前进的最佳路径,为创造更好的索尼全力以赴。” 吉田宪一郎说。
索尼现任董事长、提名委员会主席永山治则说, “董事会对平井一夫在过去六年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表示感谢,他于2012年业务环境极具挑战的情况下开始领导公司,并在振兴索尼业务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鉴于这些成就,我们最初对他提出辞去总裁兼CEO的请求感到惊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我们最终决定尊重他的意愿。提名委员会一直在讨论管理团队的继任计划,在收到平井一夫先生的申请后,经过重新讨论得出结论,吉田先生,将是继平井先生之后,接任索尼总裁兼CEO并带领索尼走向未来的理想人选。”
永山治说,这一提议得到索尼董事会的一致支持,索尼董事会连同平井一夫,将从股东的立场监督并全力支持吉田宪一郎和他的新管理团队。
2月2日,索尼发布了2017财年的第三季度(2017年10-12月)财报,索尼2017年4~12月的营业收入为65930亿日元,营业利润7127亿日元,净利润5076亿日元。这份三季报,为索尼2017财年重回20年来的营业利润高峰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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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享单车在北京、上海等城市市场趋于饱和,一些城市的有关部门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举措。
禁令发布之后,得到了很好的效果。近日,北京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公开表示,自去年9月份起,北京下发共享单车新增禁令之后,四个月以来,共享单车总数减少了15万辆。
不过,近日,有网友反映,在北京大兴区出现了不少全新的哈罗单车。值得注意的是,在禁止新增投放共享单车的北京,哈罗单车疑似顶风投放。
哈罗疑似顶风投放单车
对此,哈罗单车方面公开回应称,由于永安行(56.850, -0.26, -0.46%)此前在北京进行了投放,单车折旧、损害严重,影响用户骑行体验,哈罗单车和永安行合并之后,由哈罗单车将部分损坏和无法骑行的车辆回收并更新。据相关媒体报道,此次哈罗单车置换的数量,约为数百辆。
哈罗单车在北京的投放被不少业内人士解读为哈罗单车计划进军一线城市。不过,对此,哈罗单车公关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哈罗是双品牌运作,并不是大家解读的要进入北京。另外,今年1月份,哈罗单车先后两次向北京市交通委员会递交相关材料进行报备。
除此之外,据媒体报道,除了北京,在郑州哈罗单车也疑似违规投放。据了解,早前,郑州也叫停了共享单车企业的新增投放。不过,却有媒体报道称在郑州的多地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哈罗单车。
而哈罗单车官方回应称并没有在郑州新增投放共享单车,而是将分散的各处单车汇总到需求量较大的地方。不过,该媒体证实哈罗所投放的单车上带着白色的塑料保护膜,明显是新车,另外根据货车司机所说,该批共享单车是从常州运来。
值得注意的是,常州为和永安行合并后的哈罗单车的归属地。2017年10月24日,永安行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新闻表示,参股公司江苏永安行低碳科技有限公司,与哈罗单车母公司上海钧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业务合并协议,低碳科技买下钧正科技100%股权后,双方业务将进行合并。至此,共享单车行业内的首例合并也就诞生了。
另辟蹊径躲开倒闭潮
自2017年下半年起,共享单车行业内出现了一阵倒闭潮。不少共享单车品牌都遭遇到了融资困难、押金难退等一系列的问题。有业内人士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表示,哈罗单车与永安行的合并,在一定的程度上避免了双方的灭亡。
事实上,与永安行合并后的哈罗单车,的确迎来了不少好消息。与ofo、摩拜主攻一线、二线城市的策略不同,目前,哈罗单车一直以来的策略都是“农村包围城市”。
此外,合并后的哈罗单车也得到了阿里的青睐。永安行低碳和哈罗单车宣布合并同时,也完成了由蚂蚁金服等投资的C轮融资,此后两个月蚂蚁金服再度注资哈罗单车,经过多次的注资,目前蚂蚁金服最终成为哈罗单车的第一大股东。
今年1月22日,有媒体报道称,哈罗单车很快将完成新一轮的超过10亿美元的融资,蚂蚁金服、复星以及部分老股东继续参投,并将引入新的重量级投资方。不过,该消息至今都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哈罗单车也没有新的融资公布。
虽然融资的消息目前还没得到确认,但是,有不具名分析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有阿里在背后支持,哈罗想要进军一线市场,是完全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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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电商的沉浮,是正在被解构的商业世界的一个典型样本。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郭朝飞 编辑 | 翟文婷
划出一个开口向下的抛物线,万达电商似乎又回到原点。王健林打算新成立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且会有结盟者。他宣称,对方是一家世界级网络巨头,这一计划会在未来几个月浮出水面,具体业务目标要视合作对象而定。
1月29日,腾讯作为主发起方,联合苏宁、京东、融创与万达商业在北京签订战略投资协议,计划投资约340亿元人民币,收购万达商业香港H股退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持有的约14%股份。同时,腾讯将推进与万达旗下网络科技集团的战略合作,万达将保持对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主导权。因此,腾讯极有可能就是王健林所谓的世界级网络巨头。
破旧立新之前,尚有麻烦需要解决。现有的万达网络科技集团(以下简称网科)正陷入一场大规模的裁员风波,有报道称接近70%的人要离开。
听到消息的王健林震怒。2018年1月20日,他在万达集团2017年年会上表态,“网上传网科裁员6000人,网科总共就3000人,怎么可能裁掉6000人!曲德君你为什么也不出来辟辟谣?”作为网科董事长的曲德君曾在微信朋友圈称,万达网科没有倒下,局部调整是为了更快更好地发展。
卷入风暴的主要是网科旗下的飞凡公司,该平台承载着万达的电商梦想。
2012年12月12日,王健林与马云立下赌约,2020年如果电商在中国零售市场占比超过50%,王给马一个亿,否则马给王一个亿。话音未消。王健林转身着手布局电商。第二年称,赌约只是一个玩笑,并在万达电商不断加码。
但是万达拥抱线上并非坦途。五年来,万达电商走得跌跌撞撞,CEO换了三茬,如果算上其他实际负责过的万达高管,掌舵人有五六位。依此计算,几乎一年一个负责人。
万达没有对外公布过电商的烧钱规模,但不会是小数目。
“我曾经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给了曲德君太多的钱,我跟一些企业家讨论,他们说当初网科少给点钱,定个投资上限就好了。看来钱不能给得太多。”王健林反思道。
有人、有钱、有资源,好结果却遥遥无期。万达对电商的执念,是一家传统企业面对互联网的焦虑、恐慌与期盼。万达电商的沉浮,是正在被解构的商业世界的一个典型样本。
失利腾百万
2014年8月29日,深圳华侨城洲际酒店。王健林、马化腾、李彦宏对着镜头,面带笑容,三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这是万达电商的高光时刻,此前和之后没有什么事较之更出彩。
三方宣布,共同出资在香港注册成立一家电商公司,一期总投资额50亿元,其中万达持股70%,腾讯和百度各持股15%,计划五年投资200亿。该公司就是飞凡,外界习惯称之为“腾百万”。不同于淘宝、京东,打造一个智慧生活O2O平台是飞凡的使命。马化腾当时解释,电商不完全准确,更多是利用移动互联网让线下实体经济变得更智能。
实际上,当初王健林更有意与马云合作。“王老板亲自找到马老板,马老板对这个事很冷淡,不感冒。”万达电商前高管韩文保(化名)告诉《中国企业家》。
万达内部对阿里也有抵触。2014年,阿里与万达协商,当年3月的女生节期间搞一场大规模的线上线下活动。时任阿里COO张勇出面洽谈,万达高层允诺。后来,由于万达内部反对作罢。
反对者的逻辑是:双方的商业本质相同,都是通过爆款吸引人流,高客单价变现,差别仅在于一方是实体,一方是虚拟。因此,万达和阿里是竞争关系,不应该合作。
万达做电商缺的是流量和平台经验,互联网巨头是理想的合作对象。阿里不行,王健林扭头转向腾讯与百度。当时,腾讯在大力推微信支付,百度All in O2O,一百多家万达广场的线下资源对二者来说都是难得的富矿。
万达电商前CEO董策告诉《中国企业家》,2014年2月,他进入万达电商以后,开始负责推进腾百万的合作,前后约7个月。三家公司都成立专门小组,有30人左右参与。王健林、马化腾和李彦宏凑在一起非常难,马化腾腰部有伤,艰难协调之后,三方选择在深圳召开发布会。
万达电商一位离职高管给出另一个版本的说法:董策入职前,腾百万谈判已经开始。当时的万达电商COO马海平坚决反对与阿里合作,他有超过五年的百度工作经历,曾任百度商业拓展部总监,腾百万这个局正是由他攒成的。但三方基于战略互补,并没有多少谈判细节落地。
对于万达来说,谁促成腾百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腾百万能带来什么。
2015年3月3日,飞凡试运营,4个月后正式上线。以移动端为主要入口,线上线下融合,提供智慧停车、智慧餐饮、智慧购物等。这距腾百万发布已经过去大半年,关注的声音减弱,此后有关腾百万的消息也越来越少。
“2014年底、2015年初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大家来往还是蛮紧密的,但慢慢就不来往了。太多太多的事变成,走着走着有人不见,走着走着事没了。”万达电商前中层张宁远(化名)感叹。他与腾讯、百度的业务部门对接过,合作方向都认可,通常技术层面做完开发,运营没有下文,牵头人也不再出现。
当时,张宁远等人的工牌写着万达电商,劳动合同却是万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注册的飞凡更是一个未被广泛传播的品牌吉祥物,外界仍经常用万达电商4个字指代飞凡。
“我觉得在推进速度和相互合作的规则方面不够清楚。”万达电商前中层刘立平(化名)以万达与百度的会员联合登录为例,有顶层设计,往下仍需层层审批,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阻力很大,难以执行。最后,只做成一半,百度账号可以登录飞凡,飞凡账号不能登录百度。
在几位万达电商离职员工的印象中,2016年腾百万基本无人提及。万达也承认腾百万失败。
2016年8月4日,飞凡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综合因素影响,三方并未实现投资性合作,上海新飞凡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飞凡”)完全由万达出资,腾讯和百度并未实际投入任何资金。
“马云说的也对,三个和尚没水喝。但是不能因为这个合作没做成而否定它本身的正确性,这是一种战略上的互补。”韩文保补充道。
电商也不特殊
万达电商起步于腾百万之前。只是此后战略持续变动,在强目标结果导向下,负责人如走马灯般被更换,甚至没有足够长时间和机会证明对错,许多项目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2012年,龚义涛成为万达电商首任CEO,他此前供职于谷歌、阿里。当时万达电商的目的很简单,面对来势汹汹的互联网,实现对万达线下商业地产保值增值。经过长时间酝酿,2013年万达电商上线万汇网,主要是服务万达广场,通过积分做会员体系。
王健林对效果不满意,龚逐渐被边缘化,万达集团CIO朱战备代管万达电商。在韩文保印象中,龚义涛到点上班,下班走人,没人会去找他,他也不找别人。2014年初,龚义涛正式离职。
朱代管期间,万达电商主要做智能广场,也就是万达广场的信息化。他提出过一些战术方向,比如帮助商户提升系统、做会员营销与沉淀,数据整合,但没有被很好地执行。
2014年上半年,万达电商进入董策时代,万汇网被舍弃,战略方向从赋能万达广场变为赋能万达集团所有业态。推进腾百万的同时,万达电商组织了很多小分队,到万达各业务部门调研、讨论,形成方案。后来的飞凡,囊括万达所有的线下商业场景。
董策给员工最深的印象是勤奋,每天很早出现在公司,晚上十一二点走。第二年6月,董策突然离职。他在给员工的信中称,“由于家人生病,我不得不回澳洲照顾。”据媒体报道,当年5月,万达集团很多高层前往北京通州万达广场,考核万达电商智能广场布局进展,现场体验很差,有不少问题。王健林非常失望,董策闪电离职。对此,董策不予置评。
董策离开后,先是万达电商COO任伟暂代CEO事务,随后李进岭担任CEO约一年。
此时,按王健林要求,万达电商开始向外部扩张,做平台级电商。不到3个月,飞凡与470家大型商业中心签约,而万达广场在全国只有130多家。2017年初,王健林提出,当年要新签合作大型购物中心2000个、中小商家15万个,新签约中小城市70个。
事实上,无论是任伟还是李进岭,都没有多少决策权。2015年万达成立金融集团,第二年成立网科,飞凡先后隶属这两大集团,曲德君也先后出任这两个集团总裁,他是真正有话语权的人。
“任伟代理的时候基本什么都不管,走流程的时候能看到他,审批一下。李进岭新官上任三把火,三五个月,也没声音了。”田超(化名)说。他此前是万达电商的一个中层。
一开始,李进岭希望以智慧停车场景为入口,打造旗舰广场,然后大规模复制。具体落地方案是,停车场景切入,分析用户在商业中心的消费习惯,为用户画像,进而提供营销方案。2016年8月,飞凡15.5亿元投资智慧停车平台ETCP。但李进岭的计划没有推行下去,权限越来越小,热情散失。据说,有一次出差,下属在车内向他汇报第二天的情况,他却回应,“你累不累?明天再说。”
田超记得,曲德君在中高管会上用PPT讲过一些目标和打法,但都太虚,无法落地执行,大家普遍没有方向感,不知为何而战。
2017年12月,王健林给出万达广场线上线下融合的新方向,人工智能。“我们正在研究这方面,比如,你进门这个系统就自动识别你,那么你去店铺消费,系统除了能抓取你的数据以外,也不再需要支付系统,这就为不太玩手机的中老年顾客解决了困扰。将来线上线下融合的主要方向,就是人工智能大量使用。”
最近,王健林在万达集团2017年年会上反思:要从实际效果出发,不玩概念,不烧大钱。原来方向也有偏差,老想大规模来做。如果就为万达广场、旅游度假区研发,可能早就整出名堂了。
据媒体报道,朱战备可能代替曲德君出任网科总裁。但该消息尚未得到万达方面的证实。
“万达电商不是特殊的地方,比如我知道的万达汉秀,换过好几任总经理,最后还是上线了。究竟是谁做成的不一定,公司做这件事的决心很坚定。中间不行,可能各种换人,在万达其他业态也都有。”刘立平说。
不得不做
万达电商的所有掌舵人都遭遇过同一个致命、却难以解决的问题——万达集团其他业态不够支持,甚至不配合。
“去拜访各个业态的老大,接待得很好,谈得很投机,但谈完就没了,永远都是这样。”韩文保耸耸肩,摊开双手。
董策带领团队梳理万达各业态,希望为之赋能,相对来说,万达商业配合度最高,万达院线较低,后者在会员、在线票务等方面已有布局,而且做得不错。最关键的是,“各部门都背负着自己的KPI,得管自己的死活。”这也是腾百万无法深入合作的原因之一。
王健林的话中也透出端倪。
2014年8月,腾百万宣布合作之前,他在万达电商内部研讨会上说,希望集团所有副总裁以上的领导,都必须有互联网营销思维,都要思考自己的业务如何利用互联网发展、如何实现O2O。此后,他经常提醒,万达副总裁级以上的领导要有互联网思维。直到最近,他还在反复劝导,万达所有系统领导,关键是坐在第一排这些人,要认识到融合发展是趋势,不融合就要被淘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在万达电商这个互联网部门,互联网思维也显得弥足珍贵,这在曲德君主政之后尤为明显。
飞凡的氛围和文化跟田超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以为,同事们没事聚在一起会更多地讨论商业模式、产品和创业,但大家聊起来就是办公室政治,谁又跟谁斗。事实上,这种内斗也确实不少。
2017年2月,担任网科集团CTO的杨晓松,有意换掉飞凡CTO曹大军,曹一度无事可做,最后却平安落地。曹并非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员工们私下说,“都打不倒他”。
此外,KPI考核不是依据项目,而是看个人在部门框架内的表现。飞凡布局智慧停车体系时,有人谈好停车系统和充电桩厂商,完成试点,可免费线下布局。部门负责人觉得与自己关系不大,做好也是给别人添彩,项目被叫停。
张宁远称,基本是老板想做什么,底下就一窝蜂去干,指东打东,指西打西。这导致一些人以修正自己的错误为成果,以苦劳论成败。
但对于万达来说,电商虽然艰难,却不得不做。
2015年,万达开始第四次转型。王健林希望,到2020年形成商业、文旅、金融、电商基本相当的四大板块,彻底实现转型。
后来,王健林承认,万达O2O走过弯路,内部达成共识,先把网络金融搞起来。也因此,飞凡被纳入金融集团。2016年10月,网科成立,除去飞凡,还包括快钱支付、网络信贷、征信、海鼎信息等。王健林要求,飞凡力争2018年实现整体赢利,2020年利润过百亿,整体上市。
“我每次见到曲德君都叮嘱这个事,你谁都可以忽悠,你别忽悠我。他们说收入、利润目标是经过精确计算的。我说好,我考核你们的目标,在你们上报的基础上再给你砍一半作为考核目标。所以要确保把今年任务完成,只要今年任务完成,明年整体盈利就靠谱了。”这是王健林2017年初的一段话。
根据万达最新披露的数字,2017年网科收入58.6亿元,完成年计划的90.1%,并未完成任务。与其他三大业务集团相比,差距甚大。2017年,万达商业地产收入1125.4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04.1%;万达文化收入637.8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00.1%;万达金融收入321.2亿元,完成年计划的125.5%。
在此基础上,万达2020年实现商业、文旅、金融、电商四大板块基本相当的转型难度极大。也难怪王健林要成立新的网科公司,还不忘加上一句,“战略合作者确定之后,再来确定业务目标。点这一句话,是说给网科同志们听的。”
腾百万不行,世界级网络巨头可以吗?